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第四章：上海学潮见风使舵 拍足马屁再上层楼（1985——1989）

【大纪元6月3日讯】 1﹒左右逢迎主政上海
江泽民似乎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南京当汉奸，却因为转学到上海交大而成功地隐瞒了一部份汉奸历史；他在电子工业部成绩平平，却因为到上海当市长和市委 书记，而有了用镇压学潮的鲜血染红顶戴花翎的机会；当上总书记之后，江泽民更是不遗余力地经营上海帮以稳固其权力；一遇到像SARS这样的危机，江泽民首 先想到的也是躲到上海。
江泽民来到上海的时候是1985年，这是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和上海市长汪道涵一起大力推荐的结果。陈和汪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对“红色江山”的考虑，也是为了还江上青一个人情。
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抗战初期，汪道涵担任江上青直接领导的中共安徽嘉山县县委书记，而陈国栋也因为江上青的大力推荐，担任了安徽灵璧县县长。
四十多年后，这两位出身华东系统的中共干部都成了封疆大吏，对假称江上青遗孤的江泽民大加扶持。
从江泽民被推荐的过程不难看出，江爬上高位跟他本人的工作能力并无关系，不过是沾了死人的光且又善于攀爬而已。
上海是好几位具有干政大权的中共大老每年过冬必去的地方，尤其是可以左右党中央的陈云和左右国务院的李先念，这都给了江泽民继续巴结权贵往上爬的可遇不可求的良机。
陈云就是在上海出生的。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逃跑，陈云奉命到上海恢复地下党的工作。中共建政后，陈云曾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出任中共政务院（后改称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所有与陈云关系密切的干部，几乎都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在政治上偏向左倾，因此都可称为保守派。包括后来接任 中组部部长的陈云亲家宋任穷、陈云的学生姚依林，华东系统的干部几乎都是陈云的嫡系。这其中还包括陈云的副手，华东地区财经委员会主任，现任政治局常委曾 庆红的父亲曾山。其他如陈国栋、汪道涵以及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也都曾在陈云手下任职。而李先念更是跟邓小平矛盾重重，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
在邓小平和陈云、李先念等人的较量中，虽说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但他一直受到陈云和李先念的制约，双方从没有一方占有绝对的优势。身为上海市长的江泽 民骨子里是个铁杆的保守派，见到陈、李的时候毕恭毕敬，伺候加奉承，为计划经济唱赞歌，但邓小平方面，江也不敢得罪。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面前，江泽民完全 是另一副嘴脸，还是要做一点改革的姿态的。
2﹒初试强权高压
江泽民到上海时正赶上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百姓忽然发现副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在一年之间上涨了百分之十七。此次物价上涨，被中共称之为物价闯关。 这关不但没闯过去，反倒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和学潮，学生要求政府解决两个问题：一、生活费用增加；二、官员腐败的问题。
当时中央还是胡耀邦主政，胡已经开始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江泽民自然以改革派的面目出现。江跑到大学去对一万多名师生发表演讲，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人意料，但是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会把价格稳定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学生们当时听信了江的话。
1986年发生了几件事：7月，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后回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提倡民主理念。9月，台湾第一个反对党 “民主进步党”成立，十四年后，这个党在大选中获胜，开中华民国政党轮替之先河。不少学生从美国之音中听到了这一消息，同文同种的台湾可以成立反对党，这 也令当时受到些民主启蒙的大学生们感到兴奋。
到了年底，在安徽省基层人民代表的选举中，科大党委不准许大学生和研究生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直接引发学潮。12月初，中国科大等合肥高校上万名 学生先后两次上街示威。消息传至上海，令学潮规模扩大，上海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学生纷纷上街响应，要求民主、自由、平等，并且提出废除专制独裁。其后学潮 席卷北京乃至全国。
上海的学生要求与江泽民对话，并且提出了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等要求。江泽民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在12月8日到上海交大与学生对话。整个过程十分富有戏剧性。
江泽民走上讲坛的时候是带着讲稿的，他带上老花镜，摊开一张纸，开始大谈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但是这显然不是学生们感兴趣的东西，台下三千多名学生嘘声一 片。江泽民恼怒的抬起头，摆出严厉的姿态盯着学生，看谁不把他放在眼里。学生们照嘘不误。有学生喊道：“你那个东西，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天天看，现在你应 该先听我们讲！”还有学生开始喊抗议口号。
江泽民指着那个嘘得最响的学生声色俱厉的说：“你嘘我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大风大浪我见得多了！你叫什么名字？你敢上台来吗？你敢上来讲吗？”
没想到这位学生真的起身到了台上，接过了麦克风，开始侃侃而谈他的民主观点。另外十多个学生也立即跳到台上，和江泽民面对面地站着，准备跟他理论，这个阵 势让江的两腿有些发软。这些学生要求新闻自由，要求对游行示威进行公开、公正的报导，要求张贴大字报进行辩论。学生们的发言吸引了下面所有人的注意。
最让江泽民大惊失色的是，他们竟然质问到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江一边尴尬地赔着笑，一边往后退，一直退到讲台边上，并趁着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时候，示意陪他一起去交大的陈至立把每一个上台的学生都用照相机照下来，以便秋后算帐。
学生一阵激动的演讲之后，终于，轮到江泽民说话了，“刚才我一进到校园，就看到你们的大字报，”江尽力堆出一脸笑容说，“你们要求建立一个‘民有、民治、 民享’的政府，这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在葛底斯堡公墓为了纪念南北战争中阵亡的烈士发表的演讲。现在我想请问你们，谁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这篇演 说？”
激动的学生们不知道江泽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不说话了。面对学生的沉默，惯于用作秀转移视线的江泽民恢复了自信。他挺了挺肚子，清了清嗓子，开始用英文大声背诵头一天晚上反复记忆的美国宪法的开篇部份，以及林肯1863年在葛底斯堡的演讲。
不可否认，当年处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不高，江泽民一直背到他不会背的地方才停下来，洋洋得意地问“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们， 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一样……”正当江泽民滔滔不绝的阐述什么民主要以党的领导为前提时，一位学生高声喊道“我们现在要有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的自由，要新闻 公开报导！”江泽民收起了挤出来的笑容，色厉内荏地说：“谁阻断交通、破坏生产，就是阻断改革，谁就要负政治责任！”这当然吓不倒学生。任何一个国家的游 行示威没有不妨碍交通的，如果以此理由进行限制，当然也就不存在宪法所规定的游行示威的公民权利了。软硬不吃的学生们虽然再没机会拿到麦克风，但依然情绪 激动的继续和江泽民对峙。
下午的会见长达三个多小时，气氛逐渐升温。江谎称有外事活动，离开了会场。因为心慌意乱，急于逃跑，江出门时一头撞在半开的门上，虽然伤口不深，但流了很多血。江顾不上包扎，用手捂着额头急步出门，钻进汽车溜了。江泽民的狼狈逃窜被学生们当作笑话传了很长时间。
贵为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居然是亲自打电话给上海交大的党委书记何友声，让他到陈至立那里去取下午发言的学生相片，并叮嘱他一定要找出这些学生的姓名和所在班级。何友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声答应一定照办。
随后江泽民指示，上海交大因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必须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除了舞会，不搞学生集体活动。江泽民那个时候就开始用声色犬马的方法转 移民众对民主和人权的关心，这一招儿还比较奏效。等到1989年学潮兴起的时候，各地学生游行串联如火如荼，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门来搞通宵舞会，自此 以后直到89年北京学生5月13日绝食，上海其他学校大学生都出来游行声援时，上海交大的学生还日日开舞会。直到1989年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交大 学生才出来参与了大规模的游行。
在江泽民和交大学生对话的第二天，学生们涌上街头，在人民广场集会后游行到市政府，要求继续与江泽民对话。整个会面几乎是头一天的重复。这次江泽民有了经 验，事先紧急命令2000名警察在广场待命。在武力的保护下江泽民不再露出笑容，他非常强硬、寸步不让，和前一天判若两人。对话失败，警察强行疏散聚集起 来的学生，将最活跃者用大公共汽车拉走，学生们一哄而散。这两天的经验使江泽民尝到了强权的重要和武装镇压的甜头。
报复心极强的江泽民绝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不服从他的人，当然更不会忘记当众挑战、让他下不来台的学生。那些被陈至立拍下照片的学生不是同一年级的，毕业时间 不同，当时中国实行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身为市长的江泽民竟然有精力一直追踪那些学生的毕业分配情况，直到他们一个不落的都被分配到穷苦边远地区才算完。
3﹒雪夜送蛋糕，暗中倒胡
政坛上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对下级对民众越狠的人越是巴结上级。其实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目的──掌握更大的权力、控制更广的地盘。
做为上海市的市长有着得天独厚的上爬优势，就是中共党内大老中的几个重量级人物都喜欢到上海休养。江泽民要上北京觐见这些人，求爷爷告奶奶也不容易见上一 面，这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江又怎肯放过。和报复交大学生一样，江泽民溜须拍马也尤为用心专注，把几个重量级大老侍候得迷迷糊糊的。
没政绩升官的人都是踩着别人上去的，江泽民更是如此。
学潮落幕了，邓小平在1986年12月30日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其中说：“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江泽民第二天就读到了邓小平的讲话，他明白胡耀邦的改革理念与党内保守势力格格不入，陈云、李先念等人早就 欲除去胡耀邦而后快，而胡之所以在台上是有邓小平这把大伞遮阳。如今邓小平公开宣示对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的不满，中央倒胡的气味愈来愈浓。
对邓小平的讲话，江泽民如获至宝，他认为在此关头表白自己和中央保持完全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但苦于没有机会和邓小平等中共大老们对上话。
刚好就在这年冬季，国家主席李先念又来上海，住在宾馆里。一天晚上李召见了江泽民，并且一起吃了饭，席间无意中提到那天过生日。虽说江泽民当上海市长两年 后，上海人就发生了“菜篮子”危机，可中央几位大老们的生日江都牢记心中。江泽民边吃心里边纳闷，李先念的生日他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明是“1909年6月 23日”,怎么在冬天过起生日来了。
当时中国还没有“包二奶”这个词汇，但如《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中所记载的高级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却非常普遍。有人说彭德怀被打倒并不是因为大跃进的问题， 而是他反对“中南海文工团”。彭德怀公开讲“我不反对毛主席和周总理跳舞，虽然我自己从来不跳舞。但是跳舞就跳舞吧，干嘛一定要为陪中央首长跳舞就组织一 个中南海文工团，尽弄些年轻漂亮的姑娘成天关在这里。老百姓知道了是要骂娘的！”中央一级的高干几乎人人如此，李先念自然也不例外。他在上海有个小老婆， 是护士出身，不但对李体贴周到，还为李生了个儿子。
江泽民明白了，原来不是李先念的小老婆过生日就是小儿子过生日。江泽民当然知道这份礼非送不可，谁都知道“枕边风”最硬，尤其是“偏门风”更硬。江泽民本 来是为了胡耀邦那事来的，没想到又出了这么件事。他压住自己的懊恼情绪，边吃饭边小心翼翼地打探李先念对胡耀邦的看法，当他听明白李的态度后，马上态度诚 恳地表示李老的话使自己终生受益，自己坚决按照李老的指示办。李先念大悦。饭后江泽民不敢久留，因为还有一件“天大的事”没有办。
当司机送江回家后，问他还有什么事情可办，江说没有了，让他回家。望着车子渐远，江料定司机不会再看到他，连家门也没进，立即偷偷出去买了一个大蛋糕。虽 然天色不早，江还是毫不犹豫，未带任何人，自己坐计程车再次去宾馆。这时李先念正在接见别人，警卫看见江又来了，好心叫他进去，江摇摇头，恭立在门口。不 巧的是那天天气寒冷还飘着雪花，而江泽民历来车接车送，第一次去只穿了一件薄大衣，而第二次没想到会在外面站那么久，所以冻得哆哆嗦嗦。警卫看江冻成这样 子，多次叫他进去，江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江知道这样更能讨得李先念和他的小妾对自己的好感。手提着蛋糕的江站了整整四个小时，被接见的人还是没走，江后来 在警卫的多次劝说下，只好把蛋糕留下，失望地回去了。
李先念的访客走后，警卫把蛋糕送进去并说江在外面恭恭敬敬站了数小时之久。李先念一时感动得不行，连声说：“小江不错，现在这种人很少啦！”
库恩在《江泽民传》中写道：“江对李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的确如此，谣言的传播是由于民众当时不了 解中共大老们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也不明白江泽民的真正用意。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付出最终使江泽民在“六四”前夕得到了最大的回报，江后来替代赵紫阳成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这将在下一章细表。
4﹒胡耀邦下台
据在场的人回忆说，在1987年1月16日，由邓小平、陈云、彭真、薄一波、王震等人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胡耀邦被迫辞职。实际上与其说是辞职，倒不如说 是撤职。在会上胡耀邦听到逼他下台时，当时呆住了，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次会上胡几十年的朋友也发了言，局势已经明朗了。胡耀邦为了维护所谓党的团 结，违心地做了一次让他一直后悔到死的检讨。最后胡耀邦说了十个字──“可以不做事，但是要做人。”散会后胡耀邦像个孩子一样毫无掩饰地大哭起来。他痛心 的是为何几十年推心置腹的朋友也能在此刻落井下石。
共产党不需要胡耀邦这样的人，“做人”是没有用的，谁为老百姓说话，必然就会对专制权力造成威胁。彭德怀、胡耀邦以及后来的赵紫阳都是明证。而逢迎拍马、两面三刀、镇压民众毫不手软的江泽民是共产党最需要的，因此江渐渐的成了党内大老们注意的对象。
1987年10月，和江泽民闹得不可开交的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终于走了。芮杏文可以说是铁杆的改革派，和赵紫阳关系非常密切。长期以来，紧跟保守派大老的 江泽民对于芮杏文非常排斥，江在上海结帮搭伙形成的“上海帮”也处处与芮杏文作对，使其无法开展工作。为了摆平这种矛盾，赵紫阳任命芮杏文到中央去做书记 处书记，连一届市委书记都没有做满。
5﹒妒忌朱镕基
江泽民虽然拉帮结伙占据上海地盘，但他当上海市长的两年中市民们叫苦连天。在1986年，全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全国人民面对日益丰富的市场供应眉开眼笑时，上海人民许多东西还要凭票购买。
原来，1986年广东省长叶选平上缴国税是2.5亿人民币，而上海市长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政绩却上缴了125亿人民币，是叶选平上缴的50倍。仅仅两年，江泽民就把上海人民拖入到需要解决“菜篮子问题”的困境。
不管江泽民对党内大老们的马屁拍得如何山响，江泽民整了这一大堆烂摊子却是摆在邓小平面前的现实。邓不得不紧急派“经济沙皇”朱镕基到上海当市长给江收拾 残局，让江泽民转任市委书记，只需耍嘴不用管实事。中共当时实行“市长负责制”，市长还是一言九鼎的。但不管把上海搞得怎样糟糕，1987年11月中共十 三届一中全会上，善走上层路线的江泽民还是从中央委员升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
朱镕基既不是太子党，也不是烈士“遗孤”，在党内远远没有江泽民人脉广泛，更何况他还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当了右派，被下放劳改，一耽误就是二十年。可以说朱镕基的升迁跟他的才干和个人魅力有很大关系。
1988年4月25日，朱镕基身穿驼色西服，系着红黑相间的领带出现在800多名上海市人民代表面前。按照大会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 市长、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可以做不超过十分钟的施政演说，最长不得超过十五分钟。前面的人都讲了不到十五分钟即告结束，而朱 镕基一上台开口就得了满堂彩。整个会场中一会儿是掌声，一会儿是哄堂大笑，气氛活跃而热烈。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看到朱镕基如此受欢迎，心里就像爆炸了一 样，表情十分尴尬。
在那种场合下，江泽民只能竭力掩盖、强装笑脸。别人鼓掌时，他勉强地跟着拍两下手，别人哄堂大笑时，他咧咧嘴做出笑的样子，表情比哭好看不了多少。平时一点小事江泽民都容不下别人，更不用说朱镕基在如此多的人面前风头十足，江泽民对朱镕基的嫉妒从这个时候就深深种下了。
朱镕基到上海后抓了不少小事，比如坚持阅读群众来信并做亲笔复信等；同时他也抓了几件大事，比如和兄弟省市的关系、“菜篮子工程”、交通问题和上海的市政建设。朱镕基曾经亲自到黄浦江上游解决污染问题，使上海人日常饮用水的质量得到改善。这一系列的成功使朱镕基大获人心。
在这些方面江泽民比不了，就避免提，省得给朱加分。那些在江泽民当市长期间舒舒服服过日子的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到了朱镕基这可得真干事。朱镕基相貌跟一般 人都不太一样，拉下脸来就更令人生畏。朱的脾气又特别急，训斥起副市长和局级干部们可以让他们当众下不来台。这些人就跑到江泽民那里去哭诉和告状。江泽民 趁机严厉训斥朱镕基搞不团结，个人主义膨胀，弄得朱不得不忍气吞声再去和局级干部们做自我批评。
1991年4月，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一次，邓特意指着朱镕基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其真意是：“你不懂经济， 他懂！”江泽民听后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却又不敢和邓顶撞，暗中对朱镕基却更加妒恨了。1992年朱镕基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国最高领导层。 1998年，朱镕基担任了中国第五任总理。那时不学无术的江泽民已经担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多年了。
6﹒媒体阵地要死守
虽说江泽民正事做不了，但吹的功夫却是一流。
江泽民早年跟着汉奸父亲做日伪宣传工作的经历使他深深体会到媒体的力量。所以在上海他把重点放在舆论宣传上，宣传部门也要挑选自己的嫡系人马。
在上海发行的有很多都是全国性媒体，无论对江泽民是表扬还是批评，最终都很可能会被中央的大老们看到。从他当市长开始，江泽民就对媒体报导的内容异乎寻常 地关注，有时甚至让媒体工作者觉得他是个偏执狂。“六四”前的《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在外人看来是个偶然，但是对于江来说实在是一种自然反应。
举例来说，江泽民在一次记者会得意表演中，使用英文词汇“Faces”代表中文“面貌”一词，当《解放日报》第二天负责地将“Faces”用“面貌”代替 以便使老百姓人人看得懂时，江泽民却大发脾气。因为他本想炫耀他的英文，虽然用得不太确切，谁知道却被媒体把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了。为此江泽民事后特意命令 他的私人秘书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这位秘书教训那名记者：“你还是写三个Face吧，这更符合江市长的意思。”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代替市委宣传部和市里所有主要媒体的高级编辑开会。历任市长从无此先例，不过这却成了江的一个例行的主要工作。同年10月，黄浦 江边的一栋政府大楼发生火灾，威胁到相邻的上百户居民的房屋。后来大火虽然灭了，但因为灭火而大量用水却造成市区许多旧水管炸裂，南京路上都淌满了溢出的 自来水。上海电视台两次奔赴事故现场，连续关注这一灾难。江认为这些关注民众焦点的直言不讳的报道使他这个市长面子上难堪，因而非常生气，在一周后的防火 会议上，他责怪宣传部说：“像这样的报导不应该只是提醒人们，应该让人们了解上海基础设施的问题，并且看到问题正在逐步改进。”
还有一次是1987年5月4日，江泽民和地方人民代表开会，他得知上海新客站附近的一个水管往街道上漏水，将近一年也无人理会。有位代表几次给闸北区政府写信，总是得到同样的回复：“问题正由有关单位解决。”
江泽民喜欢做秀尽人皆知，他一共主抓了三个项目，空港、码头，还有就是火车站，因为这些地方是脸面所在。新客站漏水不仅仅影响上海的脸面，更会影响江泽民的脸面，于是他找到地方供水局，向他们叫喊：“找个人把那个水管修了！”据说水管当天便修好了。
几个星期后，《解放日报》记者许锦根向人大代表询问有关解决水管爆裂问题的进展，结果得知江泽民亲自处理这桩小事。许锦根认为市长实在不该事必躬亲，于是 便写了篇文章，叫做“事必躬亲的另一面”，发表在1987年7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对江泽民只顾及个人做秀却忽略全局、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做法 提出尖刻批评道：“领导干部参与每一件小事是非常不正常的，这只会在下级干部中间造成依赖和拖延的作风。”
江泽民看到这篇文章后怒火中烧。这篇文章虽然没有点他的名，但矛头毫无疑问就是指向上海的最高市领导人。文章结尾的影射简直让他暴跳如雷，其中说：“全国 一些报纸不断载文，表彰某些市长解决出租收费过高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还要物价局局长或者出租车公司的总经理干什么呢？”
在全国最权威的党报头版被人公开取笑，这还了得！江泽民在7月10日特别召开由上海宣传机构所有党政官员参加的特别会议。江用拳头狠狠地砸着桌子说：“许 锦根一点儿也不知道管理这个城市是什么样子，这个作家真的认为自己了不起，我认为他应该多走出办公室到处看一看！”与会的《解放日报》编辑们垂着头，满脸 不自在。结果这次会议演变成责骂许锦根和其上级领导的讲坛。这还不算，江泽民随后对有关媒体进行整顿，一大批说实话的总编、领导被撤换掉。从此以后，上海 媒体再也不敢点评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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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章：小科长钻营有术 假大空平步青云

【大纪元6月2日讯】 1﹒洋外号“客里空”
1956年，是江泽民的而立之年，他满了30岁。年初，江泽民结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回到东北长春，参加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准备夏天正 式投产。江泽民先被任命为该厂动力处的一个科长，到了那年夏天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生产出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苏联技师和处长陈云衢。 陈云衢是个专家，但不是党员，江泽民因此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江泽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没少沾党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一贯重用党的干部，不信任非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知识份子。江泽民本没有共产党的 革命历史，照理说他是日伪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汉奸人才，并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为国民党服务过，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但是江泽民利 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产党的烈士，假借过继承祧之说，成功地给自己弄了块“烈士遗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这样一来，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 技术人才，真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在长春一汽，江泽民认识了同样来自于江浙地区的“老乡”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凑到一起闲聊天。工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凑到一起打乒乓球。据说江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江一输了球就会咕噜几句俄语，然后再坐到一边。
在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 最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 的洋外号：“客里空”。
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
共产党吹喊的口号实在了得，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到“三个代表”，现在还在画“和谐社会”的大饼。共产党不事生产，遇到危 机的时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吓民众，危机过去了就接着靠吹和骗混日子，因此善于讲大话讲假话的干部对共产党来说实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 进”运动中，说假话大话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出当年的官方报导，可见一端：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 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仅仅半年全国各地就研制出二百多种 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里，就包括江泽民他们在长春一汽为完成任务而“创造”出的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的汽车新产品。江泽民学工科出身， 当然知道他们的“创作”除了骗人没有什么真用处，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做才能和党保持一致，才能继续向上爬。于是，江泽民总能编造出理由来鼓动下属完成党交 给的荒唐任务。
果不其然，就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大跃进”时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江泽民骗人有功，对了党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了分厂的厂长。
2﹒饿死人的年代
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和可怕的大饥荒。因为农民们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的粮食没人种也没人收，各家各户的存粮又都被收 缴到公社里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开始出现断粮饿死人的事。很快饥荒从个别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约三年间，大 约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中国人因饥饿丧生。很多饥荒严重地区出现了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等地有的村庄整户整村的人被饿死，十室九空。
东北由于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条件，算是三年人祸中的轻灾区。但即使这样，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吃不饱肚子了，做重工的壮劳力每个月也只有30斤的口粮，凭票购买。江泽民愈加觉得这东北的日子难熬。
江从苏联实习回厂后不久，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从上海搬来了长春。与别人相比，先任处长后升厂长的“客里空”一家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他自 己挣钱，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资。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四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房子有苏式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还有特别适合于东北 严寒天气的双层玻璃窗。这条件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使习惯于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没有几天能穿裙子，而大部份时间裹在笨重棉衣棉裤里更使喜爱漂亮的王冶坪对江泽民充满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从大上海迁徙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调江泽民去苏联实习是为了提拔这个后辈兼好友，但是却令江泽民离开上海到长春工作。本来江泽民也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的繁华，但他从长远角度着想，觉得这还不失为一条迂回升迁之路。
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 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 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 “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 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 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 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3﹒“猫头鹰”红杏出墙
婚后一段日子江氏夫妻关系还不错。王在1952年和1954年相继生下江绵恒、江绵康两个儿子。
好景不长。江泽民在1955年去了苏联实习，留下王冶坪一人在上海带着两个幼子。战后的苏联男少女多，与《山楂树》那种两男追一女的情况颇有不同。早在南 京就学会了穿花街、逛柳巷的江泽民到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后不久就投入了苏联美女的怀抱。江回国后，眼里的王冶坪失去了魅力。虽然江泽民嘴上不说，但女人心 细，王冶坪还是察觉到了。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江泽民自从苏联回来后，就整天哼哼《莫 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他的心里自然是怀念风情万种的美女间谍克拉娃。王冶坪在那些天寒地冻的日子里听了这首歌就尤其难过，她当年带着孩子从上海到长春 本来就极不情愿。住惯了江南都市后很难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再加上江泽民整天不着家，下了班就去和苏联专家唱歌跳舞，王冶坪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常常一肚 子怨气。
眼见丈夫回来后的变化，王冶坪感觉江泽民的心似乎还留在苏联的某个地方。尽管她常常有意无意的追问江泽民在苏联平常休息的时候，尤其是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但特别爱“扯”的江泽民一直支支吾吾，口风特紧，这让王冶坪越发怀疑。
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王冶坪的长相实在困难，还讽刺说江泽民家里养了只猫头鹰。不过据长春汽车制造厂的人回忆说，王冶坪当年是厂里“三枝花”中的一枝，颇有些姿色。也许那时王冶坪才30岁上下，正是迷人的少妇年龄，再加上从大上海来的，姿色之外还带了一些都市气质。
王冶坪是学外语的，到了汽车厂没有合适的工作，但因为江泽民是干部，厂里给特殊照顾，安排王冶坪作了个秘书。长春汽车制造厂早期有两个分厂，江泽民在长春 第一汽车制造厂当厂长时，王冶坪在长春第二汽车制造厂上班。王冶坪对江泽民的怀疑不好对别人讲，有次实在忍不住对二厂厂长倾诉出来，在厂长的极力宽慰下， 王冶坪终于找到了平衡心理的着力点──红杏出墙。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那个时候，这种事传出去非同小可，有人想不开甚至会自杀，但事发后王冶坪依然我行我素。当时汽车制造厂很多人茶余饭后扯的主要话题就是江泽民戴绿帽子的各种传闻。江泽民假装听不见，但夫妻俩回家就吵翻了天。
于是江找到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的汪道涵，死活要调离长春。江泽民最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人家都知道我戴了绿帽子，让我怎么再开展工作？”汪道涵对提 拔过自己的江上青的“养子”深表同情。1962年，在汪道涵的帮助下，江泽民被调回上海，任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冶坪也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大 上海，被安排在同一单位工作。同时，根本不懂技术的王冶坪的履历上多了个职务“科技人员”。下属见江是汪副部长亲自过问的，就格外照顾，分配给江一套好房 子，是位于1960年建的曹杨新村的一套宽大而敞亮的两室一厅的套房。从这件事上江泽民更体会到“权”就是“利”。从此他尤其重视如何讨好汪道涵，“恩 师”二字整天不离嘴。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也被安插进了代表团，在出访日本时还绕道香港参观了一通。江回来后，汪道涵建议任命江泽 民担任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副书记。江的仕途在汪道涵的亲自过问下非常顺利。江泽民此时不但庆幸江上青当过共产党的官，更庆幸他死得早， 否则以江上青和江世俊的关系，即使不划清界限，又怎么会这么照顾他这个“汉奸狗崽子”呢？
4﹒“江牛皮”在武汉
1966年，江泽民40岁，所谓不惑之年。五月，江泽民被任命为一机部在武汉新成立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并代理党委书记。这个任命把江泽民提拔成了 十三级干部，也即跨进了中共高干圈子。更让江泽民庆幸的是，从上海调到新单位武汉时，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调来时间太短，人们提不出什 么东西来批判，江因此在被中共称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浩劫中却没怎么被触及灵魂。不过江泽民到这个研究所当所长时间不长却有了一个绰号──“江牛皮”。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的是在党内把丢失的独裁大权从刘少奇等人手中夺回来。他发动学生和基层工人起来“造反夺权”，一时间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被冲 击、揪斗，甚至被关押、毒打。在上海，张春桥、王洪文组织的造反夺权尤为激烈。“轰轰烈烈”的文革过后，许多当年在上海的同事劫后余生，纷纷打听各自的下 落，他们却惊讶地发现江泽民这个“牛皮”所长竟然躲到武汉，基本没受冲击，还在72年被派到罗马尼亚转了一圈。那些吃尽了文革苦头的同事不禁不平地感叹， “还是人家江牛皮牛呀，人人都得脱层皮的文革人家都能躲过去，这‘牛皮’不是白给的呀。”
其实江泽民在文革中也是吓得够呛。虽然武汉热机研究所新成立，上上下下都是从各地调来的新人员，不像老单位那样人与人之间积累了很多矛盾和冤仇，因而文革 搞起来时没有太多私仇公报的残酷，但是毕竟所长江泽民是“当权派”，文革中的揭批调查很让江害怕，担心他那日伪时期的丑事被调查出来。1966年11月， 江泽民借探亲和汇报工作为借口，先到北京探听了一下政治风情，紧接着赶快回上海住了几周听听风声，对依然在上海工作的王冶坪一再嘱咐，千万不要乱讲话，尤 其是出身问题。
王冶坪自然不会怠慢，因为江泽民要是成了汉奸，她自己就成了汉奸家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王冶坪给江出了个主意，故意在一些小事上做得差一点，把造反派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无关政治大局的小事上来。
回到武汉所以后，江泽民采用了小事全承认，大事不含糊的态度。群众批判他工作不踏实，只会吹牛皮，他就自我检讨“大家说的对，我是江牛皮”。江泽民从小受 扬州戏子的熏陶，口袋里总装着把梳子，时不时地就拿出来梳梳头发，不管人前人后，女里女气的还自我感觉良好。在批判“走资派”时，群众指出江泽民是“小梳 子，大脑袋”，“资产阶级作风”，江泽民也赶紧认了。2003年江泽民在人大会议期间会见湖北代表团时说,“造反派问我最怕什么，我说最怕毛主席。就为了 这句话，我被批斗了三天。”心里没鬼，怕毛主席干什么？当时的人们爱还爱不过来呢！那时候“政审”（政治审查）人员到处搞内查外调，许多人几十年前的陈年 烂谷子的事都被翻出来了。江泽民始终没有被打倒的原因是他有金字招牌“革命烈士遗孤”──“烈士”已死，无从对证，调查的人也就到此为止。
5﹒长期战略性的“投资”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中国政局开始发生变化。“烈士遗孤”江泽民很快通过了政治审查，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紧接着在1970年被调回北京一机部任外事局副局长，被重新起用。
中共九大以后，在国际上非常孤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中共的危险敌人。中苏两个共产党国家发生边界冲突，在边境上还打了几场狠架。中共为了摆脱孤立的 地位，在世界上使劲拉拢一些共党小兄弟。继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又拉拢来了罗马尼亚，并靠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牵头，与美国和解，从此开始了近20年 （1970至1989年）的联美抗苏的国际战略。
为了报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知遇之恩，中共决定派人帮助罗马尼亚的工业建设。在组建中国援助罗马尼亚技术小组时，江泽民因为其外语优势被选为组长。
据说周恩来约见了江泽民，对他还很欣赏。周是中共党内的不倒翁，以其内里残忍而表面特能迷惑人著称。在外人看来，周是谦谦君子，实际上他一手主持上海顾顺 章灭门案，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几岁的小孩儿以及救命恩人都一起杀掉，手段十分毒辣。中共历次政治斗争，没有周恩来的参与，绝不会搞得那么大动静。
会面后，江泽民被任命为组长，于1971年率中国技术小组赴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江泽民1972年回国以后，被扶了正，成了一机部的外事局局长，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呆就是八年。
1972年的时候，毛泽东看出中国社会和经济已经被他的文化大革命给破坏得不成样了，于是与周恩来一起，让已经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复出， 实施整顿，力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江泽民这样靠嘴上本事吃饭的人对于重整经济没什么大用，所以这期间江只能守在外事局局长的位子上。不过外事局可是个“油 水部门”。在那个一切物资都很匮乏的七十年代，跟外事沾边的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江守在这个位子上，时不时地给领导“捎点”好东西，上下讨好，左右逢源。
江泽民没有忘记汪道涵，虽然在那段时间里，汪道涵一度十分落魄，但投资要长远地看。江明白，以汪道涵在党内的资历和身份，一朝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太大，如果现在不进行长期战略性的投资，等汪重新恢复职务后再怎么巴结恐怕都已经迟了。
在汪道涵处于每人每月食油四两、糖半斤时，江泽民从罗马尼亚满载而归没忘立刻赶到汪家，送上从罗马尼亚带回的奶粉、糖果之类，令汪道涵全家大开“洋荤”。 江的大儿子江绵恒也是靠了江泽民能给领导经常孝敬点紧俏商品，才得以进了大学，1977年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在复旦大学毕业。
江泽民工作平平，无善可陈。最早的江泽民传记写作组依据其经历，找了很多知情人，希望能挖掘出他的功绩，但没有人能说出任何从今天看仍能站得住脚的动人事 例。大家普遍认为，不能说江泽民工作不努力，不积极，相反他跟形势，跟领导非常紧，实际上是个风派。江泽民曾说，一机部技术司某司长对他称赞有加。写作组 费了很大力气找到了这位已故司长的夫人。结果司长夫人说：其丈夫生前曾讲过，江泽民这个人三分成绩，他能说成是十分。
江泽民常常研究《官场现形记》，深刻懂得在中共治下，只有善于钻营、吹牛拍马，才能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只有江泽民整别人，没有别人整江泽民的。有一个原江泽民所在单位的老知识份子，到今天仍对当年江泽民使用诬告手段把他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耿耿于怀。
6﹒权力的滋味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那一年，江泽民50岁。中国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震级达到7.8级，死亡了几十万人。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中共巨头接连过世。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不久，被毛临终托孤的叶剑英，没有按照毛的意图既支持江青也扶持华国锋。相反，叶剑英与汪东兴和华国锋联手，发动了一场宫廷政 变，用汪东兴控制的8341部队逮捕了当时中共党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和姚文元。江青虽然是毛的遗孀，但是在毛泽东路线的旗 帜下，毛的尸骨未寒，老婆江青和侄子毛远新就成了阶下囚，正应了那句话，“中共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
“四人帮”倒台，大快人心。北京人传说着一个笑话，说开始搞批邓运动时，有一天负责批邓的江青碰到了邓小平，邓问，批邓工作怎么样了？江青答道，已经轰轰 烈烈地展开一个月了，估计再有一个月就能把你批倒批臭了。邓上下打量了一下江，说了一句，要是我批你江青，一个星期都用不了，你就臭不可闻了。
笑话归笑话，当时华国锋、叶剑英他们可也不敢轻视这个曾一度被称为“上海帮”的“四人帮”在上海的力量。当时上海的“四人帮”死党炮制了告全党全国人民 书，准备搞上海起义。无奈“四人帮”在军队中没有人支持，起义很快便土崩瓦解。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上海帮”的主力被骗到北京，看到大势已去只好 投降。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中央派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出任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兼任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第二副主任。 苏、倪、彭三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作组的组长和第一第二副组长，进驻上海。
为了对上海更好的进行控制、接管，选择上海人进工作组非常重要。当时在北京一机部外事局工作的江泽民，因其有在上海工作过的经历，也被临时抽调来做了一名组员，随队进驻上海。
事实证明中央对上海的担心是多余的。上海帮虽然在大上海经营了许多年，但是他们的极左路线根本就不得人心。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的同时，驻沪三军三万余人， 受命乘数百辆大卡车，在上海市区游行。军人们齐声高呼“打倒四人帮”，“坚决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口号喊得震天响。一天下来，上海市人民的怕心被解除 了，“四人帮”的余威被彻底摧毁了，被压抑了多年的上海人民，在复旦、交大、师院等大学学生的带动下，走上街头欢呼打倒“四人帮”。正如邓小平在那个笑话 中对江青讲的，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把“四人帮”批得臭不可闻。上海百姓对中央工作组的欢迎让江泽民受宠若惊。
没过太长时间，工作组不再需要了，江泽民恋恋不舍的回到了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这次在中央工作组的经历，握有尚方宝剑的权力感，和人见人求的得意滋味，对江来说就像吸了大麻一样太上瘾了。他决心一定要往上爬，做个人上人。
7﹒押宝
1978年，江泽民押错了宝，没有想到邓小平会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江泽民因为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有过紧跟形势的激烈批邓言论，而差点被划到“三种人”里面去，仕途受挫。直到1980年才有了转机，这次还是受惠于汪道涵。
1979年，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中央以谷牧为主任成立了两个部委级的委员会，即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委员会，汪道涵任副主任之一。 1980年8月，汪道涵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这时候江泽民正处于在一机部混不下去的困境，于是汪道涵向谷牧力荐江泽民，说他是有文化的干部，而且是烈士遗 孤。于是江泽民峰回路转，升成了进出口和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级。
江在这个任上做的一件事就是主持了对经济特区的评估。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阮铭回忆江泽民说，“我见过他一面。1981年的时候，开一个关于特区 工作的一个会议。那时候江泽民是一个进出口办的一个副主任，负责主持这个会议。他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许多比较空洞的话，他不支持对特区更大一步的开放，但是 他也不敢反对胡耀邦的决定。所以就讲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给我感觉他比较官僚，善于投机。”
有个熟悉江泽民的干部说，我原以为江泽民像李鹏、林汉雄、邹家华、叶正大等人一样，是已故中共高干的子女，是靠找了父亲的老战友上去的，后来才知道江泽民四处撒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
当时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很激烈，江泽民见风使舵，忽左忽右，好在最后时刻看出是改革派占上风，而没有押错了宝。
有了一定地位，再往上爬就容易多了。利用江上青的关系，江泽民非常顺利的被任命为张爱萍直接领导的电子工业部副部长，后来转成部长。北京一机部与江一起工 作过的人说，他工作并不太用心，但善于走上层路线。他会利用任何人，抓住任何机会。他经常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设法认识、看望中央级、部级领导人。江泽民随身 揣着一个小本儿，没事儿就掏出来复习，里面记着对他有价值的领导人以及他们七大姑八大姨的生日、爱好等等。他还有一个本事，与现中央领导人和已故中央领导 人的子女（包括后来对他升迁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起了重要作用的曾庆红）混得很熟。1989年江泽民初去邓小平家，抢着给小太子党倒水，给邓小平拿拖鞋的丑事 至今还是太子党们饭桌上消遣的谈资。
在汪道涵和张爱萍的提携下，于1982年3月，56岁的江泽民出任电子工业部部长，并在同年的中共十二大上成为中央委员。
江泽民在电子工业部的几年间，并无大的建树，倒是传出了不少风闻。国内媒体曾报导过一名市领导出访时去看脱衣舞而遭同伴检举的事。其实，江泽民在八十年代 访问美国时，也曾溜到拉斯维加斯的红灯区去看脱衣舞、嫖娼，回来用的是公款报销。当时一般高级领导人还不敢如此出圈儿，可是江泽民有在苏联和克格勃美女鬼 混的历史，去美国红灯区嫖个娼在江来说不过尝个鲜而已。
后来，在江泽民手握党政军大权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娼盛”已经远远超过了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江泽民为首的贪官污吏们都有了自己半明半暗的情妇、二 奶，脱衣舞已经不再是高官到国外才能欣赏的特权，而是泛滥在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中国民谣对江泽民的这一贡献总结说，“男的不嫖娼，对不起党中央；女 的不卖淫，对不起江泽民”。
江泽民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他的野心更大了。这时他已经不会再去巴结一般高官了，而是巴结副总理以及有干政权的中共元老们。电子工业部经常进口一些最新款 的国外电子产品，借着这个工作便当，江泽民常常亲自将大彩电等高级进口电器送到高干们家中，名义上却说是让领导们试看、试用以便指教工作。在那些核心层的 政治老人们面前，江泽民彻底放下身段，甚至会单腿跪地的帮领导把电视频道调好。
当时部里有些“木头”脑袋的人表示不理解，建议这种事派个秘书去就可以了，部长不必亲自出马。江泽民却表示，“这样有利于向党的先辈们学习。”虽然部里有 些明眼人看不上江的这种恶劣作风，但长期被拍马屁的高级领导可没有那么敏感的神经，提起江泽民，他们都称赞“此人工作很踏实”。江泽民凭借这种“雕虫小 技”为更上一层官楼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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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第三章：小科长钻营有术 假大空平步青云

中共中央总书记

第二章：舞文墨父子受宠 弄机电两代汉奸 

【大纪元6月1日讯】江泽民给人的感觉是能歌善舞，至少可以摆弄三种乐器：钢琴、二胡和吉他。为显示自己的乐器才能，江泽民甚至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1999年3月30日，江在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的陪同下到莫扎特故乡萨尔斯堡参观。莫扎特故居最有价值的收藏品是这位大师1785年在维也纳购买的一架 钢琴。在总统介绍完这件200多年前的文物后，江泽民立刻跑到钢琴凳前坐下，拉开架子要演奏。如果江泽民弹奏莫扎特的代表作《唐璜》或《费加罗的婚礼》倒 也算是对大师的追思和怀念，但江竟然开始弹奏不伦不类的《洪湖水浪打浪》。克莱斯蒂尔有心阻止江不要去碰大师的文物，但又要顾及外交礼节，表情十分尴尬， 而江泽民一边演奏一边色迷迷地盯着旁边的一位漂亮中国小姐，希望能看到她赞赏的眼神。
当江泽民沉醉于炫耀他精通乐器，包括乐器之王──昂贵的钢琴时，他可能没有想到，由此也揭示出他父子两代汉奸的历史。
1﹒汉奸洗脑术
在汪伪时期，能够付得起贵族中学和汪伪中央大学的学费，并且能够练就一手钢琴的家庭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在1940年的时候投奔南京，当时南京伪政府由三巨头──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主持，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一大代表，党内排名比毛泽东还要靠前。
汪精卫另立政府，从部长到办事员，需要一整套人马及后备人才，于是无耻文人、忘义商人、赋闲政客、旧日官僚蜂拥而上。南京汪公馆前，车马盈门，四十年代最 新流线型灰、蓝、红、绿各色轿车及稍为老式的黑白两色卧车，从秦淮两岸的豪宅，从玄武湖畔，从西子湖边，从上海、从苏州、从无锡、从扬州，八方聚集，像从 地下钻出来一样，一时沉渣泛起，都在抓住机会，争先恐后，蝇营狗苟，趋炎附势，其中就有商界文人江世俊。
江世俊是个善于投机和趋炎附势的人。当时侵华日军兵锋极盛，从中国大陆东北、华北、华中直打到上海、武汉、广州，随后香港、马尼拉、南洋诸岛接连沦 陷；1941年底，山本五十六几乎全歼珍珠港的美国机群及舰队；而蒋介石中央政府却在用汉阳造老旧步枪与大刀片抵抗飞机坦克，因此许多人相信“亡国论”而 去端侵华日军的饭碗。但江世俊出于小商人的精明打算，也需要防备有朝一日侵华日军战败后，国民党卷土重来，于是放弃自己原来的名字不用，而改用大号“江冠 千”。
江世俊是文学和电机方面的爱好者，也在这两方面颇花过一些功夫。他悉心研究纳粹的宣传手段，尤为欣赏雷妮．瑞芬舒丹导演的纳粹纪录片《意志的胜利》，此片 采用艺术的手法和类似宗教的狂热把希特勒塑造成为一个“神”。在希特勒上台最初几年，GDP以每年100%的高速增长，似乎也成了“意志的胜利”的旁证。 雷妮为纳粹1936年奥运会拍摄的纪录片《奥林匹亚》更是“把奥运会转化成了法西斯仪式。”这些影片从美学的角度来说，让当时无数的年轻人如痴如醉。
江世俊主持伪中央政府宣传部日常工作，他把全部的心血研究用于法西斯宣传上。他也深深懂得了舆论的力量。虽然他每日“公务繁忙”，但是总不忘抽出一些时 间，对江泽民进行“谆谆教导”。后来人觉得江泽民“六四”前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出偶然，实则大谬。媒体的力量，江泽民在十五岁以前就已经懂得了，只不 过日后在共产党官场的摸爬滚打中，吸收了更多共产党的宣传“理论”，锻炼得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有机会付诸实践罢了。
江世俊一手策划了“大东亚圣战太平洋战绩展”，利用他学到的宣传技巧和电机知识，用声光演示日美之间的空战和海战，日军开炮，美机中弹坠毁，模拟得栩栩如 生；《奇袭珍珠港》的巨幅油画，占满墙壁，战云蔽空，零式战斗机黑蚊一般俯冲起落，显示日军武士道精神，以及天照大神保佑的“武运长久”，让观众感到侵华 日军不可战胜，会永远留在中国，“歼英灭美”指日可待。
同时江世俊还参与策划了抗击英美的电影《万古流芳》，高酬聘名导演，请形象高大的明星高占非演林则徐，完全按侵华日军仇美需要改造历史。
为粉饰太平，让市民淡忘几年前的南京屠城，江世俊还搞民俗形式的宣传，利用佛教文化“盂兰盆会”，大放河灯，在报导中渲染秦淮河中，玄武湖上，绿波中一片莲灯花海，南京市民观者如堵，挤满秦淮两岸、夫子庙前，于无形中被麻醉洗脑，沉醉于“太平盛世”。
江世俊负责的日伪宣传部编创通俗儿童歌曲，深知洗脑要从娃娃抓起，用“宝刀如电气如虹，为争一盛荣，”灌输儿童为“民族”昌盛富强可以杀人和发动战争；用 “千里万里，大风扬扬，”歌颂侵华日军进军亚洲千辛万苦，为争取东亚民族解放在大风中长途跋涉，英勇牺牲；用儿童读物连环画《英美侵华史》，煽动对英美的 仇视，歌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人民齐努力，歼英灭美竟全功”。
江泽民算是比较早熟的人，当时一直亦步亦趋地跟着江世俊学习这一系列麻醉洗脑技术，而且天生坏水儿，一说即通，一点就会。今天的中共以倾国之力堆起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四大橱窗城市，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各路歌星、影星、笑星一起上阵宣传“盛世大联欢”。然而中国九亿农民人均年收入仅2620元人民币， 低于联合国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不超过三百六十五美元，即三千多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九亿农民整体贫困。这些农民和城市三千万下岗职工及家属，如果不是 饿着肚子，光看电视宣传，真的以为自己生活在天堂里，这也是拜当年法西斯和汉奸给江泽民培养的宣传“才能”的种子，加上共产党的党文化浇灌和江泽民的“天 份”而得以成熟发扬，结出的果子。
在江泽民三权在手之后，他利用密友陈至立任教育部长的机会，给孩子们洗脑，最令人发指的就是企图在教科书中把岳飞和文天祥排斥出民族英雄之列，并美化遗臭 万年的卖国贼秦桧。江还采用类似《意志的胜利》的手法，斥资三千万美元，让张艺谋拍出了风景和动作美轮美奂的影片《英雄》来美化暴君秦始皇，并在人民大会 堂首映。这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手笔，既有他老子当年对他的影响，又结合了江后来学到的中共宣传手法，其财力投入上更犹有过之。应该说江世俊所编造谎言的 范围和深度是无法与江泽民相比的。
江泽民喜欢秦淮河畔的花柳繁华、温柔富贵。侵华日军捧红了色艺双绝的帝国之花李香兰，她演唱了许多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如《何日君再来》、《夜来香》、 《卖糖歌》、《歌舞今宵》等等，在沦陷区听到如此甜美和风光旖旎的歌声，人们自然会淡忘几年前的那场屠城。李香兰主演了《支那之夜》并唱红了与影片同名的 歌曲，描写一个中国姑娘虽然挨了日军的打，却还痴心不改地爱恋着日本侵略者。这种用甜歌和美女细致入微的洗脑手段，也令江泽民印象深刻。江泽民曾亲自指示 中央电视台每年春节联欢晚会都要以宋祖英歌唱“盛世”的颂歌开幕，这种苦心就可见一斑。
对于当年貌美如花的李香兰，江泽民更是念念不忘。1991年，日本四季剧团来华演出大型音乐剧《李香兰》，其中不乏对历史的改述。当时已经71岁的李香兰 本来准备亲自来华参加大连的闭幕演出，后因身体不适而不得不取消行程，江泽民还叹息了很长时间，为没有和当年千万男人的梦中情人直接见面说上几句话而遗 憾。
江世俊年年祭祀孔子，举行大典，表演“八佾舞于庭”，以示弘扬中华文化，并且按照《礼记》王制，猪、牛、羊三牲作为“太牢”祭后分割送给日伪政府部、局级官员。江泽民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实则为中共涂脂抹粉，与乃父一脉相承。
2﹒“青年干训班”
侵华日军间谍总头目、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有个得力助手叫丁默邨（亦名丁默村、丁默根）。当年丁以战略方案《上海特工计划》脱颖自荐，于上海基斯菲尔路76 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邨、李士群分别任正、副主任。丁默邨早在1939年即就任伪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兼社会部部长，相当于中共政治局常委兼 国安部长。
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出身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特殊信任与重用，如丁默邨之流，大有前途；而丁默邨在另选校址重建伪国民政府中央大学之前，就想 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训练“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或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并加以逮捕消灭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 丁创办南京大学青年干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以期植入心扉，处变不惊，应对有方。汪伪政府部、局级汉奸趋之若 鹜。
丁默邨一共办了四期未来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见缝插针，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
有意思的是，特工训练除业务技术科目外，也上政治课，从思想上控制特工人员。一切特工被禁止信奉正神。德、意、日结成轴心国后，彼此交流特工资讯，无神论的祖师爷、宣布“上帝死亡”的尼采邪说被当作时髦的“先进文化”，成了特工精神训练的重要教材。
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部培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江泽民选择了电机系，这与其父业余爱好有关，也因为江泽民对江世俊在大东亚圣战展览上显示的电机技能感到好奇和新鲜。
江泽民除免费入学外，还有特殊津贴，出手阔绰，与趋炎附势的狐朋狗友徜徉花街柳巷。特工行当使江腐化很早，所以在江泽民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第一次出差美国就嫖妓熟练。这在当时部长一级尚很少见。
这个青年干部学习班的成员，嗅觉都忒灵敏，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而江泽民也给中共上了一课，他虽然“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却以特工手段，耍弄了土八路中一切新老对手。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见证人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干训班（秘密）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12日，李士群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 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建立“76号特工总部”。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
1945年9月3日，日军战败投降，中国失地开始光复。国民党政府在当月26日颁布《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军侵华时的沦陷区公立专科以 上的在校学生进行甄审。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将上海交大、重庆交大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以徐家汇的上海交大为校址。由于南京中央 大学和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被列为汉奸伪学校，其在校学生为伪学生，均要进行甄审，因此江泽民也在有汉奸嫌疑的伪学生甄审之列。可就在此时，正待甄审的江泽 民却突然离校跑掉了。
跑掉的原因是他看到了陈公博的下场。南京政府在1945年9月9日受降仪式结束后，立即由中方代表何应钦向日本代表冈村宁茨提出引渡陈公博回国受审，10 月3日陈公博被押送回国。从国民党政府对于汉奸的严厉手段，江世俊也感到大难就在眼前，于是他把“江冠千”的名字丢掉，摇身一变，又成了商人、工程师、文 学爱好者“江世俊”，跑回老家乡下隐姓埋名了一段时间。
江泽民则离校逃跑，流落到了江西永新一个叫棉花坪的地方。没有了《支那之夜》的歌声，也没有了秦淮河畔的《玉树后庭花》，更没有了特务经费和人人称羡的阔少生活，江泽民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后来当地一位农民收留了他，让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多的时间，才被他的家人接走。
在走之前，江在那位农民家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如果今后他发达了，一定回来看看之类的话，并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江当总书记以后，曾去过井岗山，途中就在永 新待了一天，而且特意去看了一下棉花坪。但随行人员都不知道他为什么熟悉这样一个小地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看看。1997年，当时那位农民的后人找到 了那本旧医书，大吃一惊。就找到了尉建行妻子（也是永新人）的一个亲戚，想通过他来想点办法，但是最后还是被那个亲戚劝住了。
在江泽民出逃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利用广大学生对甄审的不满情绪，发动六校学生成立学生联合会，并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的半年内（正好是江避 难江西永新棉花坪的半年之内）组织六校学生先后七次上街游行（其中最著名的是11月6日的示威游行，简称11.6游行），八次请愿，多次举行中外记者招待 会。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地被列入伪学校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鼓动下相继行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引起社会舆论很大反响。
这么大这么风风火火的运动，江泽民如果参与了，以其巧舌如簧就足够附会出二、三十集自我吹嘘的电视剧，但江泽民硬是从不提起，实际原因是他根本没什么可说的，一说就露馅儿。当时他既不在南京也不在上海，而是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焦急地盼望着甄审活动停止的消息。
江泽民后来为掩饰这段历史，说他在1943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这纯属瞎掰，完全是为蒙骗不懂历史背景的外行，须知当时在侵华日军占领区学 校里，并没有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只有秘密的地下反日抗日斗争活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学生运动。这种中共在国统区发动 的学运与其说是为了抗日，倒不如说为了损毁蒋介石的声望和希望国民党与日本人两败俱伤。
江泽民对于大学毕业后1948年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历来也很避讳。据中共中央提供的简历里，介绍江1947年大学毕业后，接着就是有关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经历。
事实上江泽民当时的两个老板分别是美国人和国民党，用中共的话讲，就是剥削者和反革命。这段实情除了海外学者以外，也再没人提起。江泽民和马克思敌人的短暂共事，这是他在中共统治时期无论如何不敢说的。
1947年，江在上海交大毕业后于1948年进入了美资海宁洋行下属的食品工厂任动力科技术工程师，同年该厂被国民党联勤总部斥资收购，改为京沪杭警备司 令部属下的第一粮粖厂，江仍任动力工程师。由于该厂属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军工企业，对厂内工作人员、尤其对关键岗位的人员的审查极为严厉，有共产党嫌疑的， 不受信任的，均不得重用。该厂并无地下党组织存在，江泽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生怕人问起他的家庭和历史。
3﹒克格勃特工
1949年中共军队进入上海，工厂改名益民食品一厂，江泽民又成了共产党的工程师。当时去工厂视察工作的中共干部正是后来被称为“红朝帝师”的汪道涵，而食品厂的董事长则是汪道涵的妻子。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江泽民自然不会放过和汪道涵拉关系的机会。他先是以同是上海交大校友的身份和汪道涵套近乎，结果在聊天过程中，发现汪道涵竟然曾经是江 上青的下属，而且喜欢诗词。江泽民立即拿出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杀手锏，并不伦不类地念了一句苏东坡悼亡妻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句话让汪 道涵很感慨，因为江上青正好死了十年了。江泽民攻心成功，大获全胜。知书达理的汪道涵感念江上清旧日的提携之情，对此深信不疑，立刻决定提拔江泽民。这大 大增加了江泽民对这个新出身的信心，从此汪道涵也成了江泽民这个伪出身的证明人。江泽民的仕途之路至少有一半是汪道涵为他铺就的。
和一般干部不同，江必须搞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要和下级搞好关系，避免群众对他有不良反映或检举揭发，一个是要搞好上级所有干部的关系，免生不良印 象，引起身份上的怀疑，再一个要和顶头上司的丈夫、有权有势的汪道涵靠近，并进一步和汪的家庭建立亲密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要对中共烈士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及 其家庭进行情感投资，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去讨好假“干妈”，并娶了王者兰的姨侄女王冶坪为妻，生了两个孩子。
汪道涵将江泽民由益民食品厂副工程师调上海肥皂厂副厂长，再调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长，1954年11月调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因为需要学会控制全厂供电系统，要去莫斯科培训，江首先在长春进行了四个月俄语训练，1955年3月与12名技术员同赴莫斯科。
江泽民各方面的感情投资都没有浪费，大获丰收，这个出身76号总部干部培训班的丁默邨门徒，拿出一半《官场生存术》与《厚黑学》对付中共土八路绰绰有余。
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江泽民坐在控制中心的小板凳上耐心地控制供电仪器。这和十二年前《大东亚圣战大展》上的电器设备相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由于she江冠千的电器爱好，使江泽民与电机结缘，一路走向苏联。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945年苏联红军分三路突入东北，在长春搜到土肥原贤二的全部特工系统档案，当然包括青干训练班的文字及照片档案。苏联克格勃如获至宝，深知这些文件大有利用价值。这批文件后来果然给俄国带来近邻中国广袤的肥沃黑土，此事稍后在叙。
在中共大规模镇反、肃反运动中，并没有发现叛徒李士群行踪。有人称他因为曾有在苏联接受特工训练的经历，所以眼看侵华日军战败在即，就溜之乎也。当时陈公 博已经跑到了日本，李士群一边做逃跑准备，一边窃笑陈太无眼光。日军如果战败自然无法庇护陈，如果日军能够战胜，又何必逃跑？李士群想来想去，觉得苏联最 为可靠，一旦侵华日军战败，苏联就是战胜国，无论蒋介石还是中共都不会为一个过时的特务和苏联撕破脸皮。
1955年正是中苏开始交恶的一年，双方已面和心不和。双方都在对方民族中下手培养间谍。周恩来下手更早，与一对在苏联红色恐怖中逃亡到上海的白俄医生夫妇建立友谊，利用他们给在华苏联专家看病之机窃取高层情报。这对夫妻后来在文革中被上海红卫兵打死，为中共献出了生命。
江泽民在留学苏联期间为搞好各方面关系而使出浑身解数，到处吹拉弹唱、讲笑话，出风头。苏联情报部门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觉得中共治下会弹钢琴、拉二胡、 懂外语的干部必定曾经家世显赫、财大气粗，又是南京人士，说不定是社会名流，甚至是汉奸。于是去档案馆查看是否有江泽民的档案。一查之下，发现江果然是大 名鼎鼎的汉奸江冠千的儿子，于是派出一位色情间谍克拉娃诱江泽民就范。
俄罗斯的年轻姑娘大多高鼻深目，风情万种，像电影明星一样。相比之下，江泽民不再惦记自己的糟糠之妻，一头扎进美女克拉娃的怀抱，也算开了洋荤。江泽民许多的风流情事，现在早已传得路人皆知，此事后续章节再表。
江泽民与克拉娃两情相悦之际，克拉娃在江耳边轻声说出李士群三个字，吓得江六神无主。克格勃乘虚而入，给了江一笔钱，除了保证不泄漏他的汉奸历史，还保证他回国前可以与克拉娃风流快活，唯一的条件是加入克格勃远东局，负责收集中共留苏学生及中国大陆各种情报。
江泽民自莫斯科返国后，继续为克格勃效力。苏联当局也信守承诺，未重蹈斯大林五十年代出卖中共东北龙头高岗的覆辙，没有暴露江泽民的俄谍身份。
1991年5月，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访苏联。当时，江泽民不会想到几个月后，这个地球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国家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虽然当时苏共危机四伏，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苏共的克格勃组织在江泽民到访之前，就查到了江泽民的风流韵事和间谍经历。
在江访问原来的利加乔夫汽车制造厂时，《人民日报》曾载文说江泽民见到当年和他在一起的职工和他们的子女时，如何热泪盈眶，但实际上一位知情人透露说，就 在江泽民参观工厂时，路过某宿舍，“正好”走出一个女人，见到江泽民就叫：“亲爱的江啊！”江泽民一见到这个女人，立即流出眼泪。这个女人就是当年让江拜 倒在石榴裙下的克拉娃。这样的“巧遇”安排对克格勃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他们了解江泽民过去风流事的程度以及江的心思就像知道自己长着几个脚趾头。那次出 访江泽民与老情人重温了旧梦，回来就签署了中国和俄罗斯勘分东段边界的叙述议定书，无偿割让领土上百万平方公里。
在苏联解体后，江泽民巴结俄罗斯更加不敢怠慢。无论是叶利钦，还是曾做过克格勃最高领导人的普京，任何一个微妙的暗示都足够江泽民几天睡不着觉的。所以苏联虽然不复存在，但江泽民的卖国热情依旧不减当年。
江世俊和江泽民这两代侵华日军汉奸的经历，共产党没有追查过，原因就是共产党很爱侵华日军和那场侵华战争。如果不是卢沟桥事变，蒋介石早晚还是要消灭共产 党；如果不是“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丢了东北，中共也不能成功策动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日军夹击抗日军 民，促使侵华日军多多占领中国土地。这样中共才有国民党鞭长莫及的沦陷区，并在那里继续搞整风、种鸦片、发展自己的队伍。所以中共对于日本汉奸的镇压远远 没有镇压国民党旧部那么严厉，那么刀刀见血。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时还说，如果没有日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 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
江泽民到苏联时，已经牢牢掌握了法西斯的宣传和统治精髓。到了苏联后，他发现苏联的历史都是假的，大学生不熟悉马克思、恩格斯，人人都学的《联共党史》整个是按斯大林的利益篡改历史，苏共把对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崇拜变成了对斯大林的现实崇拜。
这让江泽民若有所思。原本他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他执政的话，采用什么办法维持政权。苏联共产党又给他上了一课。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全面揭露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消息迅速扩散到苏联全国，当苏联百姓知道斯大林屠杀了上千万苏联人时 愤怒冲天，大街上到处都是撕碎的斯大林标准像，和被砸毁的斯大林铜像。这种对斯大林信仰180度的大转弯，使江泽民更加懂得暴露真相的可怕。
由于害怕中国人留在苏联会受到不良影响：从苏联打倒斯大林联想到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政治压倒一切，除了外交使节，留在苏联的人员全部匆匆奉调回国， 江从苏联的这场大揭发中知道了斯大林犯下滔天罪行竟然可以通过镇压和欺骗一直执政到死，这其中的手腕、方法江泽民铭记在心，并反复思考和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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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第二章：舞文墨父子受宠 弄机电两代汉奸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第一章：瞒身世欺骗共党 编瞎话过继死人

【大纪元5月31日讯】在江泽民当上海市长时，上海坊间就流传他是癞蛤蟆转世。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个科学发达的直辖市，又是江发迹的地方，对这种说法人 们不但不惊讶，反而很认同。1989年江进京后，许多北京人也都叫他“江大蛤蟆”。这或许是因为江泽民长的太像蛤蟆，也可能因为有“妲己闹朝廷”在先，狐 狸精能转生成美女祸乱朝廷，那癞蛤蟆转生当上海市长也不算先例。
这吸入千年邪气的蟾蜍，乃水泽之民，某年某月某日投人胎转生到江苏省扬州市田家巷一个江姓富裕家庭，遂得名“江泽民”。
1﹒汉奸出身
江泽民的祖父是江石溪，父亲江世俊，母亲吴月卿。江泽民无兄，有一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弟弟江泽宽，在江氏家族中江泽民是长房长孙。
1915年，中医师江石溪在45岁当口突然弃医从商，后来曾受聘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为驻扬州协理，生活富裕后迁居到有钱人居住的城内琼观街田家巷。
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两人早年夭折；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的行列，1939年被乱枪打死时才28岁，留下同岁的遗孀王者 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老五江世雄文革六十年代末中风而死；老七江树峰是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老大江世俊日军侵华时堕 落为卖国汉奸，成为江氏家族的耻辱。
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因而江世俊的儿子江泽民对父亲避之犹恐不及。江不但绝口不提亲生父亲，甚至在自己当中共总书记时，把情妇亲信都提拔成了高官，任他们大贪大腐，也不肯拉亲生兄弟姐妹一把，不与他们往来，几乎到了不承认他们的地步。
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到邓小平去世后才被揭示出来。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 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 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张爱玲的前夫）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胡兰成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 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 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 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江泽民当政后曾回扬州祭祖，重修祖坟就动用了国库150万元。但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江泽民喋喋不休的只谈在他七岁时就死去的祖父江石溪，却小心翼翼的避免谈到为他苦心经营的汉奸父亲江世俊。
2﹒“烈士遗孤”
共产党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份”。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 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着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 为此他往穷困的寡妇六婶王者兰家走动的勤了，手里总不忘拎着点礼物。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没考上著名的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心中闷闷不乐。第二年，他凭借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就读。后来又在父亲的周旋下，伪 中央大学送给他一个名额。江泽民耳濡目染，已经开始熟悉官场后门的权钱交易了。不过让他扫兴的是，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不承认汪精卫伪 政权，所以也不承认伪中央大学，对江泽民在那里的学历也不予承认。因为尽管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江泽民就读的南京伪中央大学称为“江苏最负盛名的 高等学府”，但实际上那个真正最负盛名的中央大学，早已随国民政府迁到西南的抗日大后方去了，而南京这个所谓“中央大学”是汪伪汉奸政府后来拼凑起来的。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这位江泽民于1943年至1945年曾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央大学 就读，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南京大学校方十分高兴，校友会赶紧给江泽民发了一封“认亲信”，但江泽民迟迟没有回信，令他们大失所 望。看来江泽民不仅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对自己的学籍也唯恐避之不及。
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 里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遥望当年的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没有胆量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 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高谈阔论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 “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着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 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 《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 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 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 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 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 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 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一年后，2003年11月29日，《中记传媒网》发表消息，根据《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广东支部生活》被宣布停刊。
李长春为了升官真下了大工夫，而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居然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
3﹒顺藤攀爬
当然，江泽民自己偷偷篡改出身还不行，其出身还必须得到王者兰一家的认可。江泽民知道物质投资是必要的，就开始到六婶娘那里去走动，但绝不空着手，总是拿 着些让母女都惊喜的礼物。人是有感情的，感情培养起来，看见什么事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况江泽民谎报出身也只能使王者兰一家有收获而无损失。
对于江泽民来说，只在档案材料里有一个“烈士子弟”出身远远不够，并不是所有的“烈士子弟”都能飞黄腾达，没人提拔也不行。于是江泽民便时常搜寻、打听哪位高层干部曾和江上青认识。
1982年，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有一段在皖东北特委工作的经历，这让他欣喜若狂。自那天起，江泽民开始搜集张爱萍的爱好、特长。当他发现张爱萍爱好书法时，就有了一个投其所好的主意。
一次会议结束，张爱萍忽听身后有人喊道：“张副总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此前，因工作关系，他们曾有多次接触。江泽民匆 匆几步走到他的身边，紧张地问道：“您还记得江上青吗？”张说：“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江泽民脸上顿时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声 调提高了八度，说：“他是我的养父！……”张爱萍震惊得半天没回过神儿来。
张爱萍和江上青（原名江世侯）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江上青曾受中共党委派至皖东北特委与张爱萍一起工作过，遂成朋友。1939年江上青28岁遇难 时，张爱萍正好29岁。江泽民知道张爱萍喜好书法，就找了一个“为江上青墓立新碑”的理由向将军求字。这一举动既让王者兰母女三人感动，又在张爱萍面前坐 实了江上青“养子”的名份。
众所周知，因汪道涵的竭力推荐，江泽民当上了上海市长，这当然与江泽民自称是江上青的“养子”有直接关系。抗战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国共合作”时期，江上 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那时共产党员江上青负责安徽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的赏识。 江上青将中共派的一批上海、江苏等地的地下共产党员安排到盛子瑾下属的各个县里担任行政职务，汪道涵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江泽民得知汪道涵和江上青的关系后抓住不放，一口一个“恩师”，在汪的提携下，江泽民仕途极顺，一路攀升。但在江手握党、政、军大权之后，去上海接见这个、会见那个，就是不理汪道涵，被上海人大骂“良心被狗吃了”。
和汪道涵、张爱萍建立了关系之后，江还不满足，他决不肯放过任何一块能够铺垫通往官场高层的垫脚石。
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江泽民直接讨好赵紫阳的机会不多，只能用迂回战术，先讨好赵的秘书。于是，江曾经拉住赵氏的一个秘书强认“老乡”的丑事一度在中 南海里传为笑谈。中共前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洪学智上将是安徽金寨人，江泽民在他面前主动谈及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借此与洪学智攀上了“老乡”。见什么人说什 么话、下什么菜碟，这已经成为江泽民闯荡官场的最大特点。
4﹒“一荣俱荣”
随着江泽民的官职不断提升，他愈发恐惧出身被揭穿，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还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关系。江的亲姐被划为右派，遭遣 送回家，不得不靠每月8块钱艰难度日。只因怕汉奸出身曝光，江泽民对亲姐姐竟伸不出亲情之手。而据库恩在《江泽民传》中透露，那时候江泽民每个月都分别寄 10多块钱给他的两个堂妹。堂妹江泽慧自己也说“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
江泽民住进中南海后，两个堂妹更是“鸡犬升天”。“扬州世明双语学校”，是扬州目前最大的也是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该校不但有幼稚园部而且还有中小学部。 该校名义上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下，但幕后老板是江上青的大女儿江泽玲，该校的官方网站上有江泽民的题字。同时，江让银行给江泽玲的儿子邰展无抵押 贷款做生意。
江泽民更毫无顾忌的提升江上青的二女儿江泽慧。据官方报导，江泽慧从安徽农业大学一个普通教师窜升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校 长，不久火箭般升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成为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现有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科普 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中国花卉协会会长、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
江上青去世时，大女儿江泽玲才三岁，小女儿江泽慧一岁零四个月，对“父亲”只是有概念而形像模糊。江泽慧姐妹俩心里明白，中共的“革命烈士”多了，并不是 哪个烈士子女都能高升。父亲江上青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死后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而江泽民利用了父亲拼命钻营，攀上了汪道涵那根高枝儿，抱牢了张爱 萍这条粗腿，顺藤往上爬。如果没有堂哥篡改出身，江泽慧姐妹连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父亲这块“革命烈士”招牌也只有在堂哥江泽民的手里才最 大限度的赚出利益来。所以她们自觉自愿的“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和江泽民的说辞保持一致。
不过人被捧晕的时候也会失口爆大料。有一次，几个知己和江泽慧侃大山，有人说：“你真好命，摊上江泽民这么个好哥哥，你才有今天。”江泽慧撇撇嘴说：“你 说反了，是他好命，摊上我们这个好家庭，他才有今天。没有我们家给他撑着，他还不是黑五类？”有人小心地问：“他不是过继给你妈做儿子了吗？”“那个时候 我们多困难啊，我妈还盼着有亲戚把我们给收留了呢？怎么可能过继别人的孩子，而且那时候他们家有钱，我们家没钱，他们那时候理也不理我们，后来用得着我们 了，……谁沾谁的光啊！我们心里都有数。”
看看江泽民编的成长历程，实在是自相矛盾。为了淡化汉奸色彩，他说在中小学就很革命，热衷爱国运动，其实他大部份时间是在父亲的培育下拨弄琴棋书画；到了 上大学时，号称爱“革命”的他并没有真正“爱国”，去追随南下的中央大学，而是去了日伪政府的南京中央大学，江泽民说是他要走“科学救国”之路；要“科学 救国不理政治”吧，但现在出的传记里又说在校期间是积极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还入了党，而且还是当时上海中共活动的积极份子。库恩在江的传记中，描写了 很多江泽民在校期间参与的所谓“革命活动”，这些都无从考证。但是，那时发生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的“6.23”反蒋大示威。1946年6月23日在 上海由中共的周恩来、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领导发动了一场300多家单位的5万多人参与的大游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 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什么具体任务。
江泽民的“革命经历”，不过是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去编。
历史的安排会让丑角的出身不光彩，但是，也会利用他欺骗和伪装的本性，安排他走到权力的顶峰。当他被历史抛弃的时候，历史就会安排时代的见证者们把他的底细完整地揭示出来以警后人──是谓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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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第一章：瞒身世欺骗共党 编瞎话过继死人

中共十八大

楔子：唐代千年怨气 郁结邪恶怪胎 

【大纪元5月31日讯】且说大唐武德九年，高祖李渊赖次子李世民削平天下十八路反王，灭尽七十二道烟尘，安享富贵，江山一统。高祖有四子，建成、世民、元 吉、元霸。李元霸早夭，建成封英王、世民封秦王、元吉封齐王。建成、元吉与高祖宠妃张艳雪、尹瑟瑟私通，曾被秦王撞破，虽事后囫囵过去，心中毕竟深以为 恨。按照过去帝王继承规矩，高祖千秋万岁之后，建成当继位，但李世民功高盖世，大唐江山几乎为他一人打下，高祖常常赞誉有加，建成、元吉心中十分妒恨。
“元”、“吉”二字，合之颇类“唐”字，故元吉自命有天子之份，觊觎大位已久，建成懦弱不成事，忌惮者惟秦王而已。元吉欲先假建成之手除去秦王，再除建成以自代，终宵谋画。
恰逢平阳公主病逝，文武宗亲皆去送葬，建成、元吉假意摆下酒宴，邀秦王共饮，却在酒中下了剧毒。秦王生性豁达，只道建成与元吉知错谢罪，坦然不疑，举杯欲 饮。自古“王者不死”，秦王才饮一小口，一只燕子飞过，遗粪于杯中，又污了秦王衣服。秦王遂起身更衣，忽然腹痛如绞，回府后，终宵泄泻，呕血数升，几乎不 免。自知酒中必有蹊跷。唐帝闻之，恐秦王兄弟之间不能相容，欲使秦王移居洛阳，自陕西以东皆由秦王主政，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建成、元吉大恐，知秦王胆略过人，胸襟如海，文有长孙无忌、徐懋功、李淳风、房玄龄、杜如晦，武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李靖等，日后举义旗，天下归 心，无人可制，于是再设毒计，欲调秦王手下大将远征突厥。秦王见事紧急，遂将建成、元吉秽乱宫庭之事告知高祖，高祖命建成、元吉第二天进宫对质。建成、元 吉次日率亡命之徒四、五百人，来到玄武门前，只等秦王一到便下杀手。谁知秦王早有准备，身披铠甲而来。建成、元吉见秦王，便弯弓射了三箭，皆被秦王躲过， 秦琼还了一箭射死建成。元吉欲逃，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此事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元吉死后，恶灵下地狱还业，阎罗王知其与父皇宠妃通奸，并奸杀李世民未婚之妻等乱伦之事，又以鸩酒毒害秦王，以弓箭射秦王等有违天伦之事，十恶不赦，因而将其打入无生之门，下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嫉恨之气，此为后话。
世民即位，称太宗皇帝，改元贞观，开创贞观盛世。太宗仁德如天，体恤百姓，继帝位，上顺天意，下合民心，实为苍生之福。
贞观二十二年，玄奘取经归来，太宗亲率文武百官在朱雀桥边迎接，并做《大唐三藏圣教序》以记其盛事。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因护持佛法、弘扬道、儒有 功，为人仁、义、智、勇足备，清心寡欲，约己爱民，且其人来历非凡，绝非世人之管窥所能洞见，后历次转生皆自然秉苍穹正气，或为帝、王、将、相，或为文人 学士、武学宗师，难以悉述。
话说千年之后，正是法轮圣王以弥勒之佛乘下世，传大法，救度众生。宇宙间旧的势力，以协助之名干扰正法救度众生之事，因此要造一个最无正念理性，蠢、恶、 坏、奸、丑、显示、妒忌、遇事胆小如鼠之人形大丑，行干扰正法救度众生之恶，名曰符合相生相克之理，用以所谓考验大法弟子。
此丑以任何世上之生命造都是对其生命不公，因其必犯下万古大罪、恶贯宇宙苍穹，用过后必然销毁，只能在无间地狱中找最为合适之物，最好曾与下世救度之人有 大怨大恨。找来找去，发现唐太宗时之恶人李元吉灭后，妒忌之邪气还有一丝尚存，故引其窜入世间，导入阴气浓重之墓穴中。
墓中早有一蟾蜍伏于其内，张嘴欲鸣之际，忽将这千年邪气吸入腹中，顿时蟾蜍之元灵被冲离体投生而去，而那千年邪气却成了蟾蜍之邪灵。几年后，蟾蜍寿终，已得蟾蜍之形的千年邪灵之气转生投人胎，成为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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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江泽民其人》序─江泽民为何物？ 

【大纪元5月30日讯】如果冥冥之中有定数的话，历史的安排也必然会让某些人的出身极不光彩。
2003年3月12日，出席中共人大会议的江泽民参加了湖北省代表团的讨论。江泽民说：“1966年至1970年我在武汉锅炉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文革，……，造反派把我的档案查了个底朝天。也好，证明了我历史清白。”
听者无意，言者有心。身为总书记，为什么要表白自己“历史清白”呢？
因为江泽民的历史的确不清白。他的生父江世俊（又名江冠千）是日伪时期的汉奸，江泽民上的大学是日伪中央大学，他还编造故事说是过继给了死人，他在留苏期 间又为贪恋一俄国女子遭克格勃收买……江泽民的历史完全是一本糊涂账，何来清白？造反派就是把档案查翻天，又如何能找到档案中根本就没有，被江谎报、隐瞒 的重大历史问题呢？
在2005年初江泽民隆重推出他委托美国商人库恩写的《江泽民传》，对隐瞒历史做出公开回应。
有句古话叫“此地无银三百两”。江泽民在传记中为自己贴金的词汇里，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充斥满书的“爱国”二字了，甚至他上日伪大学的那一段历史的题目就 叫“我是一个爱国者”──“爱国”乃是国民的本份，是与生俱来的品行，是一方水土养育的情结──任何一个清白的人，绝不需要到处叫卖自己是爱国者。
一个基本事实是，江的生父是替侵华日军做事的汉奸。在江泽民参加工作后的一生中，甚至他让人写的传记里面，都对他的生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寥寥一句“生父于1973年去世”。
江泽民编造说他在13岁时被过继给了刚刚死去的共产党员叔父江上青。江泽民21岁大学毕业，13岁到21岁这8年间，是谁供养着江泽民呢？按江上青女儿江 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那么是谁替江泽民交纳高昂的学费去读贵族中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是谁让他在兵荒马乱物价飞涨的年代能够去 学琴棋书画，是谁让他在离开校门不久，就可以在上海滩开着美式吉普车狂兜（库恩书中所言）？在这20多年中养育他的，难道不是他的生父吗？这跟8年前就死 去的江上青有什么关系呢？江泽民的生活根本就不沾“过继”的边。后来共产党得了天下，江泽民才想起家族中有一位共产党的烈士，于是摒弃生父，要去过继死 人，那是后话了。
我们不是要搞“出身论”，而是从江泽民隐瞒、编造出身历史看出了他的欺骗本性。甚至到了晚年，江更是变本加厉，还要把他的汉奸父亲暗示成抗击侵华日军的英 雄。江泽民在传记中用他堂妹江泽慧的嘴不止一处地说，“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家里的男人都打仗去了”“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 民党。”这对于不知道他们家汉奸底细的大陆读者，很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199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报导，江泽民同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边界议定书。令人惊讶的是，在江泽民让库恩写的传记中却找不到这次会晤的一丝踪 影。大家知道，江泽民是连何时何地给谁唱了一首什么歌儿这些鸡毛蒜皮的事都要在传记中隆重写下一笔的，他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会面更是一个不落了，为何偏偏 漏掉了同叶利钦签署领土边界这样有关民族社稷的大事呢？原来，江泽民在这个条约中把从满清以来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全部承认了──江泽民 签署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卖国条约，断送了子孙后代讨回失地的合法依据，拱手让给俄国100多万平方公里肥沃的黑土地，相当于数十个台湾。面对海内外华人讨伐 江泽民卖国罪行的风起云涌之势，江泽民竟然删节历史，这只能使其卖国贼的行为欲盖弥彰。
江泽民还在传记中把自己包装成如何关心人民的疾苦。看看他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的作为吧。在当年9月上旬，无数人正在水灾的死亡线上挣扎时，江泽民却邀 请电影艺术家们在中南海开派对，库恩称其为江泽民“心目中的开心一刻”。在联欢会上，江在女演员的伴唱下演奏着俄罗斯的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兴 奋之际，江泽民和众人唱起了《大海啊，故乡》，库恩在书中描述“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人民在滔滔洪水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挣 扎，江泽民却在中南海的温柔乡中高歌《大海啊，故乡》。一个隐瞒汉奸出身窃取高位的人，他心里哪有人民的死活？
江泽民还让库恩把自己塑造成生活俭朴、反腐败的领头人。大家都知道，这些年中国的腐败是愈演愈烈，其根子就出在江泽民和他的家族本身。他的儿子们无才无德却营造起江家的金钱王国，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第一贪”。
民间早就传说江泽民雪夜给李先念在上海养的小老婆送生日蛋糕之事，李当时有客人，江泽民亲自在门外等候了几个小时以表忠心。这事本来太过离奇，无以考证。 有道是做贼心虚，江泽民在他的自传中居然为送蛋糕一事出面辩解，外人才知原来果有此事。书中美其名为“关心领导”，称那只蛋糕“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 糕”，目的是“与关键人物谋求共识”。果真如此，中国也就没有贪污受贿了，那个行贿者不是“关心领导”、“谋求共识”呢？
江泽民的发迹，一靠编造自己是烈士遗孤，从而得到烈士的战友汪道涵和张爱萍的一再提携，二靠溜须拍马，讨得党内大老的欢心，最后竟窃取了高位。
江泽民掌权后，为了出风头，开始在国际外交场合跳舞卖唱，完全不顾国际外交礼仪和中华民族尊严，使国家的颜面尽失。江泽民的“戏子”称呼就是这么来的。他 跟西班牙国王见面时会突然拿出梳子梳起头来；别人要为他挂勋章时他会迫不及待一把抢过来自己戴上；在国宴进行途中他或者突然拉起东道国的第一夫人跳起舞 来，或者从餐桌上突然站起来高歌一曲“我的太阳”，或者色迷迷的盯着小姐弹起琴来……这些不成体统的戏子行为都成为了西方媒体炒作的笑料。单说他同克林顿 的几次见面。93年、97年江泽民访美，98年克林顿访华，江每次都要或弹或拉或唱，表演完毕每次都要求克林顿演奏萨克斯，可克林顿从不附和。97年江泽 民访美时，记者会上有人提到西藏问题，江泽民突然高歌《牧场上的家》，弄得人们莫名其妙。江泽民背林肯的演说词更是经典。跟学生对话要背，接受记者采访要 背，出国访问要背，别人没让他背他主动要背，别人让他背他就乖乖地背，哪有一国之君的正形？
江泽民走火入魔的还要算他的“说外语”。江泽民出访拉丁美洲，七老八十的他还要花几个月时间强化速成去现学现卖说西班牙语，放着正经的国家大事不顾，完全 是戏子作了山大王，改不了现眼的本性。在他自己的传记中，江泽民炮制了一个谬论，说是“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 成协议呢?”懂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靠他那点三脚猫外语，就能与人自由的交流？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元首，他们都说着各自不同的母语，难道他们竟然不能达成外 交协议？
也许是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历来都比较严肃，这一下来了一个“人来疯”的江泽民，西方政客竟把江当做共产党的异数，乐得看他尽情表演。
真有雄才大略的人不会在这些作秀上倾注精力。江泽民之所以蹦蹦跳跳“人来疯”，因为他的能力也就局限在一个学校文艺委员的戏子水平上。西方政客们用红地毯 来欢迎他，不是因为他江泽民有多大的能耐，西方感兴趣的是江泽民兜里揣的订单和中国的潜在大市场。而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海外20多年来5000多亿美元的对 华投资加上中国人民勤劳而廉价的劳动力造成的。有巨额投资，有廉价劳工，有聪明的人才，当然会制造出丰富的产品。而江泽民的无能、专横、妒忌和保守，恰恰 造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贪污腐败的全面横行，更是让经济发展付出了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的巨大损失。事实上，中国的橱窗式 经济繁荣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发展和生存环境为根本代价的。江泽民对民族未来的伤害，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全面停滞和倒退，对人权信仰的空前破坏——这 些滔天罪恶是他这个历史的罪人还不清的。
江泽民让库恩写的传记中一个劲儿想把自己说成具有多么大的处事能力。事实上，重大事件发生后，比如大洪水、大使馆被炸、台湾选举、闹“非典”等等，江总是 把别人推到前面，自己做缩头乌龟。“非典”时，江明明是贪生怕死，逃跑到了上海避难，可是，他在传记中用“一直住在上海”来为他的逃跑辩解。要知道几天前 中央刚开完人大政协会议，江还在会上讲话呢。怎么能用“一直住在上海”这样的话来为自己的逃跑开脱呢？
除了拉帮结派，到处唱歌作秀之外，江泽民真正上心的、真正作为十万火急的头等大事来抓的，就是迫害法轮功了。外界都知道的，是江泽民在国际场合分派诽谤法 轮功的传单小册子；外界不知道的，是2002年3月5日晚长春法轮功学员在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45分钟真相节目后江泽民的快速反应。库恩在传记中提供了 江泽民在长春的密友的回忆。密友说，法轮功结束对长春有线电视系统的插播后刚过10分钟，9点10分，江泽民就打电话给他。江在电话中非常气愤地问，“法 轮功分子在长春有线电视里播节目！谁是你们市的市委书记？”──从江泽民对这起发生在外地的事件的迅速反应，而且立即向市委书记发威，可以看出江泽民是迫 害法轮功的总指挥，而且是直接听取汇报，发布命令。要知道，中国大使馆被炸，几天之内，江泽民面都没敢露一下。
江泽民在他自己的传记中为自己辩护、贴金的一大手法就是用他说过什么话来证明他就是什么人。我们知道，哪个因腐败落马的高官不是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高喊“反腐倡廉”呢？我们不要看一个人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对于能说会唱的江泽民，尤其如此。
对生父的不孝，对其组织的不忠，对人民的不诚，造就了江泽民这个“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祸乱中华的人形大丑。如果我们还让江泽民继续用谎言来为他自己树碑立传，那就是贻误子孙了。
江泽民写的传记是处处充满谎言和矛盾的一本书，江泽民的一生同样是处处充满谎言和自相矛盾的一生。
还原一个真实的江泽民，是我们这一代见证历史的人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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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江泽民其人》序─江泽民为何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范悦

【公告】大纪元推出又一力作《江泽民其人》

【大纪元5月28日讯】没有一个人会像江泽民那样身居最高位而身世遭到重重质疑，也没有一个人像江泽民那样一次又一次急于为自己立碑作传。
然而，在借用一个外国人名义写作并经过官方轰轰烈烈的宣传之后，人们却看到一个矛盾重重、谎话连篇的伪传。
那么，江泽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出身到底如何？他怎么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过渡性人物党同伐异，成为一个独裁者？历史安排了他这样一个人到底是为了扮演什么角色？
大纪元编辑部深感还原历史真相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精心搜集资料，并特别从中共高层挖掘到很多有关江泽民的内幕和秘闻，整理出这本三十万字的《江泽 民其人》，资料宏富，体大思精。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不但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江泽民，更以跨越时空的方式揭示江泽民前世今生，并预告其下场。
本书将于近日开始连载，敬请读者关注。
大纪元编辑部敬告
2005年5月28日



原文地址：【公告】大纪元推出又一力作《江泽民其人》

中共中央组织部网站

【解体党文化】后记

 【大纪元11月23日讯】中国曾是神眷顾和传播文化的主要地方。在远古时代，人神共存，在神的引领下，人们直接奔人体、生命和宇宙去研究探索，留下了太 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中医、汉字和预言等辉煌的成就。历史上慈悲世人的神佛，下到人间救度众生，留下了许许多多神迹，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 事。他们共同缔造了独具东方神秘色彩的中华神传文化或曰半神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涵，在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的一场场以天作幕地作台的人类文明兴衰的 历史大戏中，让东方的华夏古文明奇迹般地一脉相承，延绵不绝。
宇宙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层层叠叠纵向和横向空间的无数的生命，经历了成、住、坏、灭 的过程，走到今天，各个空间中败坏了的势力安排了共产邪灵，利用邪灵在人这个空间的表现形式共产党来危害人间。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神州大地上，共产 党采取了高压浓缩的方式，用无神论、唯物论破坏神传文化的精华，否定传统文化，宣传“马恩列斯毛”的伟大，从而系统的替代传统文化，确立共产党的文化理 论；采取铺天盖地的暴力方式，批判儒释道，批判传统观念，灌输斗争思想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灌输进化论和所谓的现代科学，进行了系统的思想改造，把 人变成了共产党的基本粒子；共产党更是利用无所不在的灌输手段，从宣传机器到教科书，从犬儒文人到各种文艺形式，彻底把人洗脑了。人们开始用颠倒的是非标 准、变异的思维方式、八股的话语系统、暴力的行为方式作为日常思考、语言和行为的基础，中共由此建立起了为维持其生存而需要的邪恶的土壤环境——党文化。
当神再来到人间时，神的子民们已经不再信神，而且还要用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神，用最刻薄的语言去嘲笑信神的人们。
但是，历 史跟共产党开了一个大玩笑。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殆尽之后走到今天，如何满足十几亿国人的文化需求，如何面对同世界接轨时的文化输出，如何因应世界兴起的 “中文热”，如何平衡与西方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共产党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在“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走向世界的时候，号称代表“先进文化”的共产 党，居然羞于让它的“先进文化”——无神论、唯物论、马列主义、毛思想等等——跨出国门半步。在西方总统访问中国要高调去教堂做礼拜敬仰神时，中共领导人 出国访问却从不敢搞一个公开的“马列主义先进文化”的讲座。
终于，中共在其文化走向死胡同的时候，把眼光投向了被它批倒批臭的所谓“封建 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央视的晚会上出现了《千手观音》，孔庙门前也变得熙熙攘攘，中共甚至也号称要大力发展本土宗教了。舞蹈《千手观音》中所表现的观音 菩萨是中国人最熟悉和崇拜的神，不过从编导到演员，在细说作品的创作和排练过程时，并不认为其中有神的内涵。官方的解说是“观音菩萨不过是劳动人民善良的 化身”，也就是一介凡人而已。相由心生，艺术作品是艺术家们心灵的直接反映。无神论者展现神的故事，人们除了欣赏到表演者纯熟的技艺外，体悟不到救苦救难 的觉者的慈悲和圣洁崇高，也没有超凡脱俗的与神沟通的心灵感应及自我灵性的升华与超越。孔庙祭孔却“忘记”了如何祭孔，祭孔典礼乱如菜市场，更闹出供牲中 牛尾巴猪屁股正对着孔子像的笑话。就算能够把表面的礼数学到家，人们心里并没有对神传文化的尊崇，不过是为了用孔夫子赚些钞票，这种形似而神非的炒作反而 是对传统文化的进一步破坏。宗教的归宿在彼岸，而中共发展的宗教首先要接受不信神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宗教，何以面对神的教诲？用传统文化包装党文化， 是中共对传统文化的再次糟蹋。
博大精深的神传文化，被共产党掏空了神的内涵，掏空了文化的灵魂，只剩下了一堆杂耍和古董。信仰的失落必然 导致道德的沦丧，并引发文化的堕落。今天的“中文热”，热的只是外人们想到乱世的中国捞一把银子，哪里有历史上“万邦来朝”时对大唐盛世和中华文化的仰 慕？中华文化被中共破坏得如此不堪，还有多少文化的神韵？如何立足于世界？失去了文化之根的中华民族还能走向哪里？
历史给了中国一个机 遇，也成为了一个劫数。共产党走投无路为自救而启动的改革开放，把中国带入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境地。穷怕了的中国人，在稍稍松绑之后爆发出对生活的热烈追 求，廉价的劳动力加上勤劳智慧创造出了经济的奇迹。经济的发展必然需要文化的支撑，需要道德信仰的支撑，需要一个适应发展的政体的支撑。但是，承载着一个 十几亿人的巨大经济体的却是党文化，而党文化正是扼杀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的刽子手。于是，一方面世界掀起中国热，中国变得日益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中国社 会危机四伏，道德诚信全面崩溃，整个社会极度腐败，生态环境高度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民怨民愤，信仰真空，媒体钳制，人权恶化，外面的人想去中 国淘金，里面的有钱人想方设法资金外逃和移民他国……有人说中国要崛起，有人说中国要崩溃，真个是乱象丛生！
人们并不是认识不到，乱的根 源就是共产党。包括中共媒体都在讨论，反腐败是体制问题，治理环境是体制问题，解决金融危机也是体制问题，人权和信仰问题还是体制问题，都知道一切问题的 最后都卡在了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就是党的问题，而中共的底线就是决不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于是，党的因素成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障碍，去除党的因素成为正 常讨论和解决中国问题，包括重建中国文化的先决条件。
人们找到了乱的根源，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因为卡在了党文化上。人们被共产党制造的 各种谎言和造成的恐惧包围着。或者被谎言所误导，或者被恐惧所震慑，在如何对待党，如何清除党因素时，人们的思维表现扭曲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共产党危害中 华，却要去为共产党寻找各种藉口。《解体党文化》一书正是详细论述了党文化的建立过程和在方方面面的种种表现，以期帮助人们摆脱党文化，解体党文化，恢复 正常的思维。其实，那些中共编造出来的谎言，无论表面看起来多么地貌似完备、高深或诱人，如果我们回到基本的道德是非层面，那些谎言都不值一驳。
每 个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崛起，中共也在利用这个口号为自己贴金，继续蛊惑民众。但应该清楚的是，如果中共不解体，人们不从党文化思维中走出来，中国就不可能真 正崛起。在历史上，中国曾被称为“天朝上国”，“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的强大不仅仅是经济的强大或武力的强大，亚历山大、凯撒大帝乃至 纳粹德国的武力及经济都曾盛极一时，但他们的帝国却迅速衰落、分崩离析，唯有中国依靠文化的力量让我们民族的血脉延续了五千年。
在破解党 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对比党文化与中国正统文化或现代自由社会的文化，尤以前者为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主张文化复古。中国几千年流传的文化中也存在着 许多糟粕，为党文化的推广与建立提供了着力点。我们所推崇的是儒释道信仰中所包含的敬天敬神、珍惜生命、重德行善的精神，并由此达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解体党文化》一书所描述和批判的很多问题，共产党并不都是始作俑者，很多其实源于人性自身的弱点。神传文化能够帮 助人们对这种人性弱点进行反省修正，而党文化却恰恰是有意地引诱甚至强迫人们向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千方百计放大和利用人性弱点，加以极端化，使其破坏性的 规模和强度超过任何其他社会和时代。正因为如此，没有真正对自我道德良知的反思和拷问，我们就清除不了生命微观中的党文化，甚至会为自己在党文化建立过程 中的推波助澜而寻找藉口，不敢正视。
共产党摇摇欲坠，却又是个庞然大物，其巨大的阴影造成了许多人的无奈。三年，五年，十年，三十 年……，人们在数着共产党什么时候垮台。其实，人们在直线外推历史发展时，常常没有意识到改写历史的经常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历史上无数强权在突然之间 倒塌了，那一切看似偶然，其实都是神的安排。
对神不敬，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此乃天意。共产党不可一世，但天意难违。《九评共产党》及其掀起的退党大潮，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展现。而解体党文化，清除党文化的毒素，正是顺天意而行的必然之举！
解体党文化，才有未来中华民族的崛起，才能重建人与神的联系，重建人与人的和睦，在广阔壮丽的新天地中修身养德，生生不息。

原文地址：【解体党文化】后记

中共十七大

【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大纪元11月19日讯】目录：
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4．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5．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
结语：回归正常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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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
“这些话以后千万不能说——尤其是不能到外边去说！”
“这些想法反动，很危险，连想都不能想。”
“注意，不能谈这些危险话题，对你自己没好处。”
“我们换个话题好吗？你知道，谈论这个问题是很危险的……”
这是人们经常可以碰到的一些反应。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人们有着高度的敏感，那是危险的禁区。
1）“危险意识”无处不在
在开放初期，一位台湾历史学家应邀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当着那些历史学家的面，他直陈共产党歪曲历史，尤其是关于国民党抗日的历史。当时的会议主持，同样是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听后赶紧说：“你敢说，我可不敢听。”
另 一位大陆学者在海外第一次看到法轮功数千人的大游行时，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观感：“我立即感觉到了我头顶上似乎是有一根天线，在张皇失措地探向太平洋的彼 岸。我探什么？我在探大陆的各种禁忌和口径，我在斟酌我吐出的每一个字，回国后会带来麻烦。此时此刻我特别感到我的嘴和腿似乎都在颤抖，我特别感到做一个 中国人口齿之间的艰难！”
2004年在加拿大有一个民间审判江泽民的集会，一位组织者邀请一位老人来看一看。在电话里，老人想了一想说，我 还是不来了。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出来十七八年了，没有回去过，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回去一趟，万一明天有人看到我把我汇报了，我这辈子不就完了。”他七十 六岁了，虽然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六年，但是心仍然没有真正自由。
一位女游客到香港看到有关《九评共产党》的信息的第一反应是：“哎呀，这些人胆真大，敢说这些‘反动’的话，在国内早被抓起来了。”因为人们知道这些信息不符合中共的观念，所以，即使不在中国，还是无法不产生危险意识，“本能”地躲避。
人 们知道高压电、过马路闯红灯、火灾、蛇等等东西危险，这些东西的出现会让人们产生危险意识。但是这些都是有形的东西，即使可怕也还可以躲避。而人对有形的 东西的害怕，有时远远不及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害怕。共产党控制社会的最极端表现，就是内化成为中国人心里无形却无处不在的检察官，随时监控着人的一思 一念。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在每个人的意识里都可能出现。一旦产生这种危险意识，常常会带给人一种无处可逃的极度无助和绝望。伴随着对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估 计和猜测，自己吓唬自己又加重了对这种危险的恐惧。
目前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就是对所谓“搞政治”罪名的恐惧心理。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政本 来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所以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在中国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就是有学识有能力应该成为治理国家的良才，那是一件很光宗耀 祖的事情。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名的政治家，像诸葛亮、李世民，“政治家”向来都是一个褒义词。
但对于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到“政治”可能 会产生反感，甚至恐惧。如果有人有对正当权益的诉求，或者对社会现象和政策的意见，或者一谈到共产党，马上就会被中共扣上“搞政治”的帽子。中共把“搞政 治”轻易就弄成了一个可以用来诋毁别人声誉、肆意打击别人的罪名，让人们对被扣上此帽子的人或者团体感到危险，避而远之。
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虽然中国人认为“政治”是危险的，但人们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政治之中。中共的一切事情都是政治挂帅。从学生所谓“思想品德”教育，到上大学、就业、参 军，都离不开政治审查。对重要社会事件，更免不了要进行一番表态。四十年前，在家里种几根青菜，养几只鸡都是政治问题，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在历次运动 中，不跟上形势，“政治思想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往往成为被社会歧视的对象。党反对的不是搞政治本身，而是看你是否与党保持一致。与党一致的时候，再大的 搞政治都是正确的，与党不一致的时候，再不是政治的事情也会被扣上“搞政治”的帽子。
2）党文化造就的心牢
俗话讲，“初生牛犊不怕虎”。小牛因为没见过老虎，自然不会认为老虎危险。而很多中国人并没有直接受到中共迫害，但是这种思维却几乎人人都有。原因何在？是因为党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给中国人造就了心牢。
从 心理上讲，“危险意识”来源于“怕”。人脑子里想什么，别人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人的言论和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如果思想中有了不符合党的观 念，保不准什么时候就露出端倪或者说漏了嘴，不就会遭到中共的整肃吗？历史上吃了这种亏的人大有人在。于是，人们为了保全自己，就连跟党不一致的想法都不 敢有，要自我约束。不但自己不能有，还要让家人都不能有。整个社会造成了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危险意识”。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的意识与中共长期的思想灌输和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
中 共自建党以来，就周期性的杀人、镇压、搞运动，目的就是强化民间的恐怖记忆，巩固中共的政权。中共历史上的种种残酷的镇压手段，给人们造成了深刻的恐惧心 理。中共控制一切资源，掌握中国人的生杀予夺大权，其迫害手段没有底线，也没有预知范围。持有与“党”不同意见的人，遭到的是从小到大，从经济、名誉、心 灵、肉体、生命等各层面的压制和迫害。不信和质疑共产主义邪说，不满并批评共产党一党专制的人被定为“反革命罪”的重罪。即便是其党的高级干部，如果存有 不同意见，也会遭到严厉的清洗。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共仍然实行着高压统治、特务统治和黑社会统治。其手段包括：封锁自由资讯，监听人们的言论，实行文字狱；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关押追求自由信仰、自由言论以及合法抗争的民众；监控海外归国人士；挟持国家资源进行海外渗透，等等。
人 与人之间的戒心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人们不知道谁最后会捅自己一刀，会告自己的密，党监视的眼睛似乎无处不在，有时是自己的敌人，有时却是自己的亲朋 好友，甚至是自己舍命相救的人。告密成为了中共统治下独特的一道龌龊的文化景观。为了保全自己，很多人就采取了与党一致的做法，在稍微“敏感”一点儿的话 题上，就不敢流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于是，接受了党文化的人们主动地用中共的思想考虑问题，揣摩中共的心思，体会中共的观念。表现形式有：先 假定自己是中共，跟中共保持一致，然后判定什么是符合目前党观念的，接着拿这个规矩去衡量自己或他人的想法；对自己是画地为牢，努力排除自己不符合党观念 的想法，连想都不愿想；对别人谈论“敏感”话题进行阻止和劝说，更有甚者直接就去举报或者打小报告，直接让党来迫害有不同想法的人；即便来到海外的中国 人，在没有党控制的环境里，仍然“本能”地害怕，人们像机器人一样服从党的命令。

画地为牢(大纪元插图)

3）“危险意识”危害民族
有 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自动与党保持一致的思维形成之后，人们变得处处小心翼翼，怯懦求全，习惯于通过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来得到极权者和上司的恩 宠，像奴隶般过日子，人的尊严彻底丧失了。六四时，有位参加游行的教授打出的横幅是，“跪久了，站起来遛遛”。可见，中国人被奴役久了，连抗争都有气无力 ——遛完了，再回去跪着。可悲的是，有很多人真的又重新跪下去了。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史官精神，春秋时代齐国的大臣崔抒杀了国君，被史官以弑 君记录入史。崔抒杀了这个史官，但第二个史官还是这样记录。第二个、第三个史官被杀了，其他史官还这样坚持。这就是一种气节，一种民族能够长久生存的精神 内核，也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但中共的党文化灌输和迫害手段却无情地摧毁了这种精神，知识份子或遭胁迫，或被收买，助纣为虐，帮助中共编造更多谎言欺骗 民众，以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
中国古人也强调“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不少无畏强权、蔑视 权贵、为了尊严与价值可以不惜牺牲生命的人。西方社会里，也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但在今天的中国，在中共的暴政与党文化灌输下，中国人的勇气却空 前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无端的怕心与恐惧。
于是，中国自古的民族尊严消亡了，一个民族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被扼杀了。有人说，中国早已是亡国奴，是殖民地。不错，自1949年之后，中国其实就在精神上亡国了。共产党扼杀了中国的民族精神，所建立的不是“新中国”，而是从精神到肉体的残暴专制帝国。
一 位著名的盲人作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正常社会里正常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有充分选择的权利，生活丰富多 彩，人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吃喝嫖赌的自由，但是却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危险意识”使得中国人把自己关在思想监狱内，不符合 “党”观念的一概不接受，甚至害怕，躲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体系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非常难以在党给的思维体系外思考。在自己的心牢里只能拥有符合党文化和 中共观念的东西，其看世界的方式也只有自己的框框里的那一点。思维立足于党文化之中，受其精神奴役，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和乐趣，人生变成了为中共而活。
4）摆脱无形的恐惧 主宰自己的头脑
我 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的常识：“危险意识”的想法直接违背了现代的法治精神。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法律所惩罚的都是人们的犯罪行为，而绝不能是人们的思想。也 就是法律只能根据一个人做什么去惩罚他，而绝不能根据这个人在想什么去惩罚他。当我们觉得某些想法很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共以思想入罪的野蛮 做法的后遗症。
“有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危险意识”这种习惯性党文化思维、这种危险意识是非理性、无根据的。人的大脑由自己支配，想什么由自 己来决定；一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想法，共产党也并不能把他怎么样。就其主观意图而言，共产党的确想控制所有人的思想。可是，即使在共产邪灵最猖獗的时期，这 一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过。今天，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但其控制能力却空前虚弱。中国人需要从中共制造的那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也一 定能够从这种无形的恐惧中走出来。摆脱对共产党的非理性恐惧心理，此其时也。
摆脱恐惧，我们才能恢复做人的尊严，才会拥有一个自由的社会。
4．党文化使人习惯性的讲八股话
“要认真学习×××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不断保持和发展×××，继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的伟大道路上奋勇前进。”
“要深刻认识×××的长期性、复杂性、艰钜性，把×××工作作为×××的重大战略任务，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一刻都不能放松。”
“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为全面建设×××,不断开创×××而继续奋斗！”
这是在中共某次大会报告中的段落。这样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党八股话在中共的大会小会、广播电视、报章杂志中比比皆是。党八股话是中共官员的典型话语系统，但党八股话不仅仅限于官员，同时也在民间广为普及。从官方到民间，讲党八股话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需 要指出的是，中共党魁毛泽东曾写过一篇《反对党八股》，可是他的真实用意并不是反对党八股，而是以此为藉口，用“言必称希腊”之类玄玄乎乎的话影射和打击 党内有留俄背景的共产国际派，主要是被其视为夺取党内最高领导权最大障碍的王明。换句话说，毛不是要反党八股，而是要用自己的毛式党八股替代别种样式的党 八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狂读“老三篇”、狂背“毛语录”、狂挥“小红书”的时候，毛却再也不提“反对党八股”了。
1）时时流露的习惯性党八股话
每 逢什么大会，必定得来个政治表态，说什么离不开党的坚强核心，离不开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理论，什么观；或者历史证明什么什么是正确这类大话空话。还 有要坚持某某某的领导，以什么思想为指导，以什么来武装群众，沿着什么特色道路前进，或者是紧密团结在某某人周围，高举什么旗帜，为什么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的豪言壮语。
每逢领导讲话，就要拍马说什么“重要讲话”，以突出讲话人的地位，拔高讲话的内容，说出一堆好话，如深刻说明了什么，引起什么重大反响，具有什么重大意义，等等。
代表上级讲话，就一定要说到党中央十分关心，高度重视。
官员去世，典型悼词就是纵观某某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什么什么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官员出现了什么问题，一定是因为偏离了什么什么理论，没有领会党的什么什么精神，表决心一定要干得更好。
受到表彰，一定要表示感激党的培养，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最后要为什么什么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社会上或党内出现什么状况，一定就会加上“极少数”、“极个别”、“一小撮什么分子”。
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总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方××势力……”。
还有千篇一律的套话，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领导讲话几乎篇篇如此，以套话成堆来显示深刻和全面。
还 有紧跟政治宣传口号的，什么张口就是“三讲”、“三个代表”、“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 主义”、“稳定压倒一切”、“三步走发展战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国两制”、”坚持改革开放”、“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时俱进”、“和谐社会”等等。
有人总结过“套话大全”，比如：开会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 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 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都是典型的八股话。
写文章结尾难免要出现：“我们相信，在××××的努力下，××××一定会……”。
在文艺娱乐、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充斥着党八股话。
《四郎探母》是著名的京剧，在庆祝中国京剧院建院五十周年的经典剧目展演的《四郎探母》光盘上，赫然写着这么一段话：
“半 个世纪以来，中国京剧院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创排并上演了一系列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传统和现代京剧剧目，造就了一批艺术人才。 作为国家级艺术表演团体，中国京剧院为传承民族艺术，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郎探母》的 创作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在京剧舞台上唱了近二百年经久不衰。成功的原因是剧本好，演得好，与中共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京剧遭到了中共惨烈的破坏。京剧界四 大须生中的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四大名旦中的荀慧生、尚小云、著名武生盖叫天等均遭迫害。因此，那段话实际上是对京剧传统经典的亵渎，背后反映的是一 种讨好当局的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潮菜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但在《中国正宗潮菜》菜谱的前言里，有一段话：“新中国建立后，潮菜烹调 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潮汕地区经济的腾飞……当今潮菜已经进入了一个鼎盛发展的时期。”既然是正宗烹调，当然是口味牌子 越老越好，越传统越好，不知道为什么改革春风能吹到锅里，让潮菜进入“鼎盛发展时期”。这反映的同样是一种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思维。
可以说，谁都知道党八股话不好，谁都觉得党八股话让人恶心。但为什么人们却又为何如此高频率地讲党八股话呢？甚至很多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觉得时髦？其背后反映的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呢？
2）讲党八股话背后的心态
党 八股话背后隐藏着一种恐惧心理。人们形成讲党八股话的思维，时时处处随口讲党八股，在某种意义上无非是向当局告白：他服从独裁秩序，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图。 在中共专制之下，人们不知道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言论什么时候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甚至于杀身之祸。所以重复党说过的话，就成了一种最好的防护办法， 除了党用过的词，人们轻易不敢用。而党说过什么话，则必须“紧跟形势”，这样才有安全感。自己说了党八股，起码政治上是正确的，不但别人挑不出毛病，还可 以站在制高点上去攻击别人。这种恐惧心理是人们养成讲党八股话的习惯思维的直接原因。
讲党八股话也是中共强行灌输的结果。报纸、电视、电 台、领导讲话，到处充斥着那些党八股词，还有各级官僚部门发行的名目繁杂的“简报”、“内参”、“通讯”、“信息”，更是党八股话连篇。长期的灌输，使得 这些词占据了人们的思维，当人们用语言来陈述事实或自己的想法时，会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这些语句。而很多不知道党八股话危害的人，则习惯于鹦鹉学舌，共产 党说什么自己就说什么。
讲党八股话也是由中共党文化的话语系统决定的。在党文化里，歌功颂德、吹须拍马、政治表态，构成了中共官场三大特 色。正如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所分析的那样，中共的党话具有黑社会的鉴别身份的作用。会讲党八股话，是中共对其帮派成员的基本要求，是该成员飞黄腾达的 通行证。不讲党八股的人，则被认为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不被信任，受到排挤打击。人们要欺世盗名，要削尖脑袋往上钻，抑或只是为了在夹缝里卑微地生存，都不 得不说党八股。还有的人认为讲党八股话才符合中共统治社会中的“主流”，把党八股话当成场面上的话随时随地来几段，显示自己很入流，有本事。别人也觉得他 会说话，很佩服，这样又加重了这种习惯，整个社会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3）党八股的毒害
习惯性讲党八股话的党文化思维带来严重后果。
人们对党八股话的传播，不管人们是违心还是讥讽，都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生活、生存的一部份，因而在不断地给中共创造着生存的环境，起到维护中共黑帮邪教的作用。因为人们对党文化语言系统的使用，就是对中共因素的接纳，就是在加强中共生存所依赖的场。
讲 党八股话的思维也使得中国人与国际社会难以沟通。党八股话反映的是一种虚伪的帮派文化，它使人难以在言语上跟他人沟通。其他国家的人在和中共领导人会谈的 时候，听着后者说出来的一套一套党八股话，常常愕然莫之能解、茫然不知所对， 不知道这个诺大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能从十几亿人里面找出一个半个会说正常人的话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
同时，人们习惯于说党八股 话的时候，也许不会意识到，党文化因素已经开始了对人们独立话语的扼杀，对独立思维的绞杀，对独立人格的虐杀,对改变自己生活的能力的闷杀。不管中共如何 坏事做绝，中共的党文化话语系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人们的思维，扭曲人们的判断标准，同时隐瞒自己的罪责，结果造成很多人习惯性地为中共辩护。因此，不 管中共如何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苦难，如何犯下一桩桩无法饶恕的罪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附体和对中国人的控制通过言语像梦魇一样长期挥之不去。

(大纪元插图)

4）冲破语言牢笼，恢复自由心智
一 个人的语言是其精神世界的反映。语言反过来又能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党八股语言反映的是一种虚伪、丑陋、僵化的病态心灵。逐渐习惯于说党八股话的过程，就是 逐渐放弃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过程，就是逐渐成为党文化僵尸的过程。而诚恳的、和善的、宽仁的、自由的、灵动的、优雅的语言，则反映了美好的内心世界，同 时有助于培养自由的思维习惯和丰富多彩的个性。
告别党八股，告别束缚我们语言和心智的牢笼。只有这样，中国人民的智慧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才能重新恢复活力。
5．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党与民族的概念
共 产党夺权之后，把改朝换代称为“建国”，继而以“救世主”和“缔造者”的姿态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数十年的宣传灌输，仿佛我们五千年的历史并没有在地球上存 在过。于是，政府成了由党创建、永不变更的政府，国家成了由党缔造、终生领导的国家，民族成了由党来救世、无条件代表的民族。没有了共产党，政府要成无政 府，国家要成一锅粥，民族要成亡国奴。党给自己规定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在“政府”、“国家”和“民族”之上。
为了稳固党的统治，中 共严密地控制社会运作和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机构从中共中央一直建到穷乡僻壤，无处不在；行起事来从杀人放火到战天斗地，可谓无所不敢；就是节庆婚 嫁和女人生几个孩子，党也要无所不管。党所到之处，“政府”、“国家”和“民族”就变成了党手中的木偶，线牵在党手里，为党服务。
今天的许 多中国民众，不是不知道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是两回事，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心理上党的影子是如此沉重，如此微观，“党”成为左右中国人命运的解不开的符 咒。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人们觉得离开共产党来谈这个政府、来维护这个国家、来兴旺这个民族，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像离开水来谈鱼儿，觉得简直是胡闹 瞎扯。于是，党、国家、政府、民族等概念的理论区分挡不住经验范围内的混杂一处，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情结也就全都转融到了对党的情结中。反党就是反政府， 就是不爱国，就是反华，就是卖国，就是给中国人丢脸，给民族抹黑。党伪装成政府的权杖、国家的化身、民族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党就是一切。
1）党就是“一切”
（1）党自封为“亲爱的妈妈”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悌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孝道中对母亲的孝顺最为突出。共产党就把自己比作了母亲，甚至比母亲还要亲的亲人，从而获得民众的百般孝顺。儿不嫌母丑，共产党再坏人们也愿意去维护党的形象。
（2）党号称自己养育着人民
党不种地不织布，哪里能养育人民呢？正相反，是人民养育着党，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共产党。
但 共产党通过国家机器控制了全中国人的财富和资源，“共”了全中国的产。拿了原来属于中国人的东西，再“恩赐”一点给百姓，人们自然觉得是党送自己上的学， 为自己分配的工作，为自己介绍的对象，为自己分的新房，为自己发的退休金。长期的封闭灌输造成的母亲情结，让人们本末倒置地普遍觉得“共产党再怎么不好， 但毕竟它对我有养育之恩啊”。其实恰恰相反，正常社会里人人都要上学工作，成家立业，从来没有听说是哪个党的功劳，一切是人们自己的劳动和付出所应该得到 的，是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国人生活的改善绝不是来源于共产党，而是来自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没有共产党的剥削和压榨，中国人的生活肯定比现在更好。君不 见，没有共产党的国家，不是有更多的人上学，有更好的工作，更大的住房和更多的退休金吗？
（3）党控制饭碗
并不是每个人都那 么相信这个外来的邪劲十足的“母亲”。不过，“人是铁，饭是钢，三天不吃饿得慌。”“党妈妈”对于不听话的人自有“大义灭亲”的办法。不给你饭吃，你怎么 办？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前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任何一个人需要找工作，都得到党那里去找，这样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党给了我们饭碗一样。直到今天， 党只要愿意，它可以不讲任何道理地抢走我们的饭碗。这反而让人感到——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但它竟然没有抢。由此人就对党“感恩戴德”，觉得饭碗是党 给的，却不想想“党本来可以抢走我的饭碗”这个前提本身就是荒谬的。从心理学上讲，党越把饭碗控制得牢，人们也越觉得是党给了自己基本生存的保障。人民是 离不开饭碗的，当人把党和饭碗等同起来的时候，“反党”就成了“反人民”了。
（4）党代表“先进”
共产党热衷于划分“先进份 子”和“落后分子”。“落后分子”是斗争的对象，而党员必须是“先进份子”，是“先锋队”，是社会的“精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于是， 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未来”、“走向”。在这样冠冕堂皇的宣传攻势下，恶党居然成为“好人”，于是人们的潜意识中就更加依赖共产党。
（5）党是“出路”
整个社会的权力被控制在党的手中，不入党就提不了干，不入团个人前途就受影响，甚至不让入少先队都会成为奇耻大辱。加入党组织成为人们在社会上找到出路的前提条件。党同人们的事业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了。
（6）党掺和个人生活
党支部书记不务正业，也没有什么正业，除了宣传灌输党的方针政策，外加抓思想工作。这个思想工作不但有监督群众是不是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的这种政治思想，还包括邻里纠纷、职工纠葛和家庭矛盾。于是，党同人们的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都分不开了。
（7）党标榜自己是“道德化身”
虽 然共产党社会的道德都很低下，特别是现在的中国大陆，道德危机成为社会的共识，但是共产党在宣传上总是一以贯之地把自己标榜成道德的化身。每个时期都有一 堆道德口号，什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五讲四美”、“精神文明”、“三个代表”、“以德治国”、“八荣八耻”、“和谐社会”等 等。因为它倡导的道德观只是忠于党维护党的道德观，共产党自己又是不讲道德的，所以道德总是越来越下滑，到了今天已是乱象丛生了。但是，这些道德政治宣传 运动让人们误认为党是强调道德的。在学校，道德课也是属于政治课，同党绑在一起，让人相信是党要求人们学道德的，虽然中共宣传的道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 “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但是从小就灌输党是所谓“道德化身”的教育体制，让人总是相信党本身是好的，坏事是个别人干的。这一切都把党同它 自己造成的道德败坏分开了。
（8）党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
爱国热情和民族感情是最朴实的公民意识，而共产党把这些感情的表 达完全操纵在自己手里。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的教育基本上是通过共产党的少先队、共青团和党支部来组织宣传的，宣传的时候总是打着爱国主义教育用一堆一堆的 谎言来灌输对共产党的热爱。这样，从小教育到大，习惯于从党那里接受有关国家民族的信息，人们不但觉得共产党是爱国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更 加热爱以国家民族的代理人自居的党了。
中共在宣传爱国主义时，有一个专用词汇，叫“爱国进步人士”。这里的“进步”就是指拥护共产党。潜台 词是什么呢？就是说，只有支持共产党的人爱国才有意义，才是正确的。反党的人不配爱国，或者，爱国是“落后”的，是错误的。这种宣传确实能把人们的思维弄 乱了。爱国就是爱国，是超越政治的，中共的这套把戏反而说明中共是不爱国的。
中共还有一个词，叫“反党反人民”。它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说，长期下来，人们也就习惯认为反党的就是反人民的了。
（9）党是一把手
中 共喊了多年的“党政分开”，但党是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力的，根本分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到街道到乡镇，书记永远是一把手。这种从上到下密密麻麻的一把手权力架 构，让人们无奈地接受“党才是真正管事”的现实，人们也习惯于说“党和政府”而不是“政府和党”，觉得离开党来谈事情，没有意义。
（10）党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
共 产党并不是给每个单位派个书记就完事了，而是本身从中央到基层有一整套的并行于政府机构的班子——“中央军委”与“国家军委”，“党中央”与“国务院”， “省委”与“省政府”，“县委”与“县政府”，“乡党委”与“乡政府”——政府有“公检法”，党有“政法委”；政府有“广电部”，党有“中宣部”；政府有 “人事部”，党有“组织部”；政府有“监察部”，党有“纪检委”。党是一把手，党委永远领导政府。人们想像不出没有了党，政府部门该如何运作了。同时，政 府官员都由党系统任命，政府官员反过来绝大多数又都是党员，官员身份的二重性进一步把党和政府盘根错节地绕在一起。正常社会里，各党派的党员、组织机构不 能由纳税人供养。但是共产党却直接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各类专职、半职的党务机构强行由纳税人的血汗钱供养。
国家的运作本来靠政府，但是共产 党附体到了政府身上，并从宏观和微观同时控制着政府，掌握着政府大大小小的决策。从宏观上讲，行政部门层层由党领导，“党中央”领导“国务院”，所以政府 要听书记的；从微观上讲，政府官员本身又是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要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所以，宏观上摆不平的事，党通过微观的手法一定会摆平。 如此，一方面党完全控制了政府，让后者成为其傀儡，另一方面也让人们难以分清到底哪个是党，哪个是政府，由此而经常把党和政府混为一谈。
（11）党利用一切好事为自己涂脂抹粉
运 动员得了奖，科学家把卫星送上天，农民有个好收成，申办个奥运，修了个水库，中共都会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时间久了，人们还真认这个邪理了。把有点突出表 现的人再诱骗发展入党，这样好事都成中共干的了。所以，有个现象，只要说一点中国的好事，人们自然就觉得是在说中共的好事，都能成为给中共涂脂抹粉的颜 料。有一个词叫“党的政策好”。党不管农民，农民有饭吃了，党不管个体户，个体户发财了，没有党干扰了，百姓日子好过了，这本来是暴露共产党有多么不好， 但共产党反过来把这叫“政策好”，老百姓跟着就感恩戴德。现在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靠的本是廉价劳动力、海外投资和中国人的聪明勤劳，中共把这些都当作自 己的资本。其实，恰恰相反，中共急功近利维护其合法性的心态，造成了多少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社会不公和道德败坏。是因为中国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才掀起 的中国热，可是中共的宣传总是把世界对中国的重视当作对中共的拥护。
（12）党动辄就要代表一切，领导一切
中共独裁专制，却很喜欢把“国家”、“民族”和“人民”挂在嘴上，动不动就发声它要“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如何如何。老百姓没有发表言论的份儿，只好被“代表”了。而反反覆覆被“代表”后，也就习惯了，好像中共真是个“代表”。
党不但代表一切，还管一切。党管政府，党管军队，党管国家机器，党管外交，党管着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党就像癌细胞，侵入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真是民族的大不幸。

(大纪元插图)

（13）党把“反党”标成“反华”
虽然党无处不在，弄得人们分不清党同政府国家民族的概念，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共产党掩耳盗铃地把“反党”、“反共”涂抹成“反华”的主动混淆是非的宣传。
共 产党的暴政在世界上名声很不好，有的西方国家在移民时有三种人不受欢迎，纳粹、恐怖主义和共产党。说有人反共，那是很普通的事情。可是，中共在批判反共言 论时，总是给对方贴上“反华”的标签，“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把坚定反共的称作“反华头子”。如果是中国人自己反对中共，更被骂作“卖国”、“给中国 人民抹黑”等等，潜移默化地灌输“中共”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人民”。
党成为“一切”后，人们就真的弄不清党同政府、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了。
2）人们混淆了党同政府、党同国家和党同民族的概念
批 评美国总统的人，没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批评美国共和党的人，也不会有人攻击他不爱美国人民；反对执政党，并不意味着就是在反对美国政府；不论是在美国白 宫前还是在美国之外抗议美国政府的美国人，不会被人扣上不爱国的帽子，也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给美国人民丢脸。反某个党，更不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
但 是，当有人揭露共产党、批评社会黑暗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破口骂道：你是中国人吗？在海外，如果有人对中共高官抗议的时候，也会有很多人愤怒不已，认为给中 国人民丢脸。当有外国政要批评中共的时候，中共会奋不顾身地起来批判，老百姓也跟着附和。这些人的愤怒常常是出自内心的。当你在曝光中共的恶行时，他觉得 你此时此刻真的是丢了他的脸，他认为因为你揭露中共的丑事而使他遭到洋人的鄙视，看不起他，让他的脸在洋人面前挂不住了。可是，洋人们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反 应。中国人敢于出来揭露一个专制政权，反而会让洋人们佩服你的勇气和良心。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会有这种“丢脸幻想症”呢？就是因为混淆了党与政府、党与国 家、党与民族的概念，把自己作为了中共的一分子。很多人不自觉地把爱国等同于爱党，以为批评中共就是批评中国，反对中共就等于反华，就等于出卖中国人民。
中 共领导人出访时，现在有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有抗议人群也有中共组织的欢迎人群，但欢迎人群基本上是见不到被欢迎者的。那为什么还来欢迎呢？他们自己的 理解是，欢迎不是目的，本来就知道领导人不会同他们照面，安排他们来的目的完全是针对抗议人群的。胡锦涛2006年访问美国白宫时，有西方媒体采访欢迎队 伍的组织者，问道：“你看对面啊，有两千多人的抗议队伍，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欢迎队伍的组织人回答说“中国领导人来访是一个很高兴的时刻，在这个时候 抗议领导人，是不合时宜的。”这个回答很可笑，因为你说现在不合时宜，那你能给这些抗议人一个合时宜的抗议时机吗？你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那个机会去见中 国领导人，就敏感问题上访是“扰乱社会秩序”，要坐牢的。而领导人到民主国家访问，人民才有机会去抗议，为国内没有说话权的同胞表达诉求，可有人又说在 “高兴的时刻”去抗议是“不合时宜”的，领导人出访又都很高兴，那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去抗议了。欢迎人群他们觉得他们是为了表达爱国热情来对付抗议人群的。 可是，不让中共领导人听到受到迫害的人民的心声，中共如何能改错呢？改不了错，继续迫害民众，对国家和民族不是灾难吗？这种后果是爱国还是害国呢？说白 了，那些欢迎的人以为是在爱国的面子，其实是在爱党的面子。
在正常社会，人们拥护政府是不需要表达的，因为他们的选票已经表达了这一点。恰 恰相反，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是需要表达的。政府无论做得多好，那都是它份内之事，当初百姓不就是看你能做好，才选了你吗？反过来，政府做得不好，那就下台， 换个能做好的上来。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法国总统出访，法国大使馆要组织人去欢迎他。民选政府领导人也有这个自信，他不需要这样的外在形式来证明他的权力合 法性。而共产党这么干的时候，它自己都意识不到，欢迎的人也意识不到，这是中共缺乏执政合法性而伪造的补救措施。
党、国不分的混乱思维是中 共有意制造的。中共知道自己只有几十年的根基，又是舶来品，所以需要找个依靠。中国人向来爱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于是中共几十年来一直把自己吹嘘成爱 国者，把自己打扮成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欺骗百姓。同时它把党和国家、人民、政府总是连在一起用，爱党爱国，反党反人民，反党反政府，因此制造出种种党与 国之间的混乱。
3）中共不等于中国
我们需要确立的一个常识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五十多年。
中 国一词自古有之，最早指居“天下”（世界）中心的中原地带。近代以来，特别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一词始成为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法律和政治概 念。一般而言，从历史的角度，“中国”是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 民国和伪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朝代和政权的连贯历史的整体。从地理的角度，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约 13亿)的国家，国土面积排行第三。从政治或行政的角度，目前存在两个政体：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
当 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张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友，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长城、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 古迹或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节 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 “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成“中共制造”。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等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如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还能存在吗？”，“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还是拥有广泛市场。
在 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经不足以再让中国人相信共产党。为了保持中共的统治，不让 人们质疑为何要让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爱党的行为和思 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和表现。
中共中央制订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中国人经济建设的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用 党的路线的内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自我肯定，党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是党造成的；最后把爱国定义成坚持党的路线； 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人把爱党拥党等于爱国。
4）爱国不等于爱党
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爱国者，但爱国并不是 爱党。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一个领袖、政权或党派。因此，爱国者经常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屈原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 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都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标准，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反党反政府”的 罪名遭到批判，身陷牢狱。
中国大陆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政权的意志下，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去行动，并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欢呼，这 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荒唐扭曲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2003年萨斯（非典）爆发，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表示中国很安全，非典得到控制。但他显示的 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人民的忠诚。他是爱党，爱他的乌纱帽，而不是爱国，爱民族，这样的爱党付出的代价是中国人的生命。真正的爱国者是蒋彦永医生这样把 萨斯真相公布出来，使萨斯能够被重视，使人们能够采取措施，挽救更多生命的人。真正的爱国，不是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种种“爱国”的表现，而 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负责任。反对当权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是因为中共的诋毁、中共混淆党与政府、国家的概念才制造了种种思维误区，让人们 不能理解被迫害者和平抗争的正面意义。
5）谁在伤害中国形象？
对于批评中共的人，共产党经常用的一个词就是 伤害中国形象，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但非常清楚的是，中共不等于中国，批评中共当然不等于批评中国。事实上，真正伤害中国形象的恰恰是中共。中国古人讲“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自己做好，在别人眼里的形象自然就会变好。中共对中国民众的迫害，对信仰者、独立思想者、敢言者的人权迫害，利用共产党的体系 搞残暴统治，在国际上扶植暴君和独裁者等等行为是国际批评中共的根本原因。因此，正是中共的高压残暴政策，伤害了中国的形象。而那些批评中共迫害民众做法 的人，恰恰是维护中国形象的人。它意味着中国人敢于捍卫自己的尊严，有勇气去改正自己的错误。
2005年10月24日，美国一位名叫罗莎． 帕克斯的黑人妇女辞世。50年前，她在阿拉巴马州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拒绝服从不公正的种族歧视法令，拒绝向白人“让座”。她的公民抗命义举引发了一场如火 如荼的民权运动，种族隔离制度因而被废除。在她的葬礼上，国会参议员肯尼迪说，美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英雄。同样身为黑人的美国国务卿莱斯发言说：“没有 她，我今天不可能以国务卿的身份站在这里。”
另一位受到美国民众高度尊敬的民权领袖是马丁．路德．金博士。1963年，他在美国首府华盛顿 特区组织了一次25万人的集会，反对种族歧视，要求种族平等。就在这次集会上，他发表了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次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死后十五 年，美国设立了国定假日“马丁．路德．金日”以纪念这位民权领袖，他是除了华盛顿总统外享有此殊荣的唯一普通人。
没有人会认为罗莎．帕克斯和马丁．路德．金给美国丢了丑，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相反，他们带给了美国荣耀，因为他们以巨大的勇气捍卫了人权与尊严，带来了平等与公义，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他们的努力，改变了一个种族的命运，改变了美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
中 共诋毁人们对中共政权和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揭露，经常用的一个理由就是国家形象。但如果我们真正明白了正义者们的精神和目的，如果我们明白了中共是中国形象 的真正伤害者，那么，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今天无数反对中共暴政的抗争者，尤其是千百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和反迫害的努力。维护信仰和制止中共对无辜百姓的迫害 是中国人的正当权利。他们的努力，事实上维护了所有中国人的天赋人权和尊严，维护了中国人的形象。
6）丧钟只为中共而鸣
有些受到党文化洗脑深的人，一听到中共要完了，就想我们该怎么办啊？好像中共完了，他也完了。
在一次“九评研讨会”上，一位老太太提问：共产党垮台之后，谁给我们发养老金呀？一位主讲人回答到：没有了共产党，就没有了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而这个庞大的官员系统是一群世界上最腐败的官员，没有了他们以后，中国老百姓的退休金要翻倍地成长。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看看海外的华人就知道，没有共产党，日子完全可以过得更好。如果中国大陆不是共产党统治，中国今天人均收入应该与台湾类似，那么中国今天的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等于美国、日本、俄国等几个强国加起来的总和。中国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
对于中国的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共产党不是他们的末日，而是他们的真正解放。没有了共产党，他们才能真正施展才华，发挥才能。现在的官员都不得不主动顺应中共的粗暴领导，或者干脆被党的系统束缚住了手脚，想干正事干不了，想不堕落却不行。
现 在的中国人，大半生或一生都生活在共产中国。虽然这段历史充满了恐怖和荒谬，但很多人的青春、理想、友谊、爱情、婚姻、家庭、成就甚至整个人生都和中共统 治的这段历史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那些为民主自由奋斗了多年的人，他们的智慧和辛劳也和这段历史纠缠在一起。因此，很多人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共 的罪恶，但在感情上还对中共和中共的党文化存在相当大的依赖。比如，有人不自觉地唱所谓“革命歌曲”来配合内心的感情；或者拿这样那样的“红色经典”当艺 术；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怀念“毛主席”时代的绝对平均；对外来文化冲击担忧的人错把党文化当成中华文化而维护等等。这种怀旧情绪反过来又使人们无法真正理智 地审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因为自己本身的经历和中共联系在一起，对自己的维护和珍惜不由自主地也分给了中共一份。一旦没有了“党”，有些人好像话也 不会说了，手脚不知往哪儿放了，人生的意义也不知应该寄托在哪里了，心里甚至觉得空落落的。
其实，一个人成就一番事业，实现人生价值，有多 种多样的方式，是中共把人逼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空幻而险恶的小道。古来的圣贤在正常的社会里，通过自己的修为和涵养，达到了崇高的人生境界。 “天生我材必有用”，各行各业的精英也都能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从而青史留名。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社会，将会恢复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道 德，人与人之间将会更加关爱和睦。
东欧共产党国家解体后，在党文化下生活的民众从谎言包装的生活下解脱出来。他们发现不用再看政府过滤后的 假新闻，不用再被党文化塑造自己的思维，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人真正应有的生活状态。虽然中共媒体一直对东欧国家进行妖魔化宣传，以表明中国 人决不能选择抛弃中共、和平过渡的道路，实际上除了少数国家外，东欧改革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东欧转型到现在将近二十年，尽管共产党可以再次组党参加竞选，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再次选择共产党，也没有民众再次选择党文化。抛弃共产党和党文化的东欧人，失去的是一座监狱，得到的是平静地安享自由和正常人的生活，社 会和国家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更加生机勃勃。
因此，丧钟只为中共而鸣；亡党不等于亡国。中共是现代中国人苦难的根源。不理智的怀旧只会加强中共对你心灵的控制，使你无法摆脱昨日的梦魇。
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对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意味着一种新生。
结语：回归正常思维
人的头脑就像一个口袋，装进去金子他就是一袋金子，装进去一袋党文化，这个人就是一袋共产党思想，不知不觉地成为共产党的传声筒。中共的宣传覆盖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人从有成就的学者到普通百姓，离开了党文化，都无法正常思考、无法正常说话了。
共 产党就是要让党文化、让意识形态、对党的恐惧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细胞深处、心灵深处，形成条件反射。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化的产生与传播，而是为了建立中 共独裁暴政所需要的“软专政系统”，也就是思想专政系统。在党文化里，不管是中共最高层的官员，还是一般百姓，都生活在党文化里，难以逃脱党文化思维的影 响。这个恶果相当可怕。
中国人的党文化思维不是一天一时形成的，它不是某个个人某个官员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状。这个过程是中共长 期有意识造就的。它运用一套扭曲的道德善恶标准，通过暴力灌输和血腥恐怖，通过欺骗宣传与扭曲逻辑，让中国人对一个强行霸占中国社会资源的集团感激，让人 们恐惧，让人们成为党文化的囚徒和奴隶，乐于接受中共谎言而排斥正常思维。正是这种不正常的思维，维系着中共的谎言欺骗，维系着中共的暴力专政，维系着中 国人的苦难与悲剧。
要改变一种定型的思维或心智模式，需要深刻的反思，一种集体的反省。但党文化的思维恰恰不是内省的。在中共的资讯封锁 中，人们要想听取不同的角度看法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一种新的视角对人们惯常思维的冲击了。但是要想走出党文化的陷阱，回归正常思维，真正做自己心灵和思想 的主人，我们今天就不能不正视我们曾被中共扭曲的思维，主动改变自己在党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大纪元插图)

要想真正爱国，真正为这个民族的将来着想，就需要抛弃党文化的思维，用正常人的方式来思维。要真正得到健康的生活和社会，需要每个人清除自己的党文化思维。因为中国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一起组成的，其中包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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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下）

中共十大

【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上)

【大纪元11月14日讯】目录：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2．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
一 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 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 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 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 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 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 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 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 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1．人人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1）人人见面有戒心
中 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 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 等着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 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 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 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 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 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1）习惯性的戒心是党文化造成的后果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 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 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 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 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 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大纪元插图)

如 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 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 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 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 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 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 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 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 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党文化三昧(大纪元插图)

斗 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 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2）戒心的传承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着。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 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 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 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 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着。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 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 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着 别人，时时揣测着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 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 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
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 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种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 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
（3）戒心生恶果
人人见面有戒 心的党文化思维使中国人活得极其沉重。戒心可能会使人得到暂时的自保甚至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本来可以坦诚相处、相互信任、过得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变得高度 戒备、提心吊胆、事事防备。人人见面有戒心造成人人为近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长此以往，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难以享受信任和 轻松带来的快乐，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据精神病学专家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亿人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
在战场上保持 警觉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时刻情绪紧绷，防卫别人，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见面有戒心”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正常社会。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鼓励言而 有信的品德，人与人之间无须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要轻松得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享受很大的好处。
戒心思维也使中国人之间合作难、矛盾多。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戒心成本恐怕难以计算。
戒心让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中共体制外的一切，连事情本来的面目也不相信了。当中共扭曲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与还原时，人们会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共的造假宣传、操控和欺骗民意得逞。
戒备心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障碍。中共煽动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仅使别国难以产生信任感，也无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带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把别人都看成“反华势力”，如何去正确解读别人的信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呢？
人 们可能觉得，我不防备别人，不自我保护，别人不把我当傻子欺负吗？的确，谁愿意甘当第一个放弃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脚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踮着 脚尖看戏，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脚尖来，都会变得轻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戏。可是，谁也不相信谁，我放下脚尖了，别人不放，就我看不到，这不亏大了吗？
从 党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见面有戒心”的状态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环境。人们免于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和 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观念。这样自然就会有人愿意选择放下脚尖，他们善待他人、诚实守信的行为又能带动整个社会 道德的提升，从而回归正常社会状态。
2）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
2001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争 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 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骂：“傻×”；“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 以听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 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 才觉得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在公共场所购票，在那排着队，可能不知哪个时候突然上来一些插 队的人。如果你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别人会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来一句：“关你屁事！神经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别人，刚想要道歉，一句 高分贝的话已经过来了：“没长眼睛啊？”看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旁边的人有时不但不解劝，反倒火上浇油：“跟他干!”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会说：“待会搞死 你！”
家长教育孩子，语言更是生冷不忌，夹枪带棒。“早就告诉你，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好了吧，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 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强。”“哭！就知道哭！哭也没人帮你！”“让你不听话，等你考完试咱们算总帐！”“你等着，看我不揍你！”“小兔崽 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
台湾朋友发现，中国大陆人说话，往往习惯于用反问句，而且语气很冲。“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 看哪？！”“没看我正忙着吗？！”“谁说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和责备 别人的意味，暗示对方“笨”、“不正常”，并且因为使用了反诘句而语气更强。
争斗性的语言普及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一些大众文艺形式都以语 言攻讦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演员的互相攻击、挤兑，侃爷、贫嘴成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受青睐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当成 深刻，网络论坛更是刻毒语言的天下。农民、穷人、残疾人、相貌丑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为人们攻击挖苦的对象。
在这种比赛刻薄 的社会气氛下，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评委对年轻的女选手说出这样的话：“跑调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你连基本的音乐素质都不具备！” “把民歌都给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别吓着后面的选手了。”“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 歌是偶尔不跑调！”“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这种话直接打击人的自尊心，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却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 对几亿观众播出，而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对此津津乐道。
中国人的这种争斗意识不光表现在争斗性的语言上。在一般的语言 里，也充斥着斗的意识。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建设性的态度、从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点出发正面立论，而是反面立论，这不对、那不行，反正别人没有 自己聪明，就算本人对该怎么做一样没谱儿，也要表现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显得比别人强。
老一辈中国人受到党文化的长期浸 泡，年轻人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大家都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话的，并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中国古人讲究温文尔雅的礼 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态度，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今天的人大相迳庭。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语 言和行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职业伦理的强有力的约束，争斗性的语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选人辩论等有限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谦恭礼让，整个社会处 在很和顺的状态。全民人人语言中都带有斗的意识，而且是强烈的斗的意识，这种现象是中共党文化的独特产物。
（1）语言中争斗意识的成因
与 “人人见面有戒心”一样，“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也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产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争哲学，通过教科 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歌曲、小人书等等，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输的都是暴力、仇恨的东 西，人的语言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国人语言中的争斗意识，是中共的暴力哲学、暴力文化和暴力实践在中国人内心形成的本能反应。 在近几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中，人们受到了太多斗争的熏陶，其后遗症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 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在中共的媒体上，人们最常看到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牛鬼蛇神”等等攻击性极强的语言。这种暴 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譬如什么“斩断×××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决没有好下场”，“油 炸、火烧、剥皮抽筋”,“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种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这种暴力语言充分适应了专权者恫吓大众、制 造恐惧、培养顺民的需要，充斥媒体、文件、教科书、文艺作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
在中共发动的残酷的 政治斗争中，人们争斗的恶习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些最恶毒、最不择手段攻击别人、诬蔑陷害别人的人，最善于给他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在背后泼脏水的人，经 常得到领导和“组织”的重用，飞黄腾达；而那些被诬蔑、被攻击而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 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到了今天，无理争三分，谁嗓门大就是本事，已经成了人们潜意识的本能反应。
语言中的争斗 意识反映了党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别人不使坏心，也不用时刻提防别人，心里笃定踏实， 更不用在语言上跟别人争斗。而党文化造成了人时刻担心自己挨欺负、吃亏，因此要通过在实际上或者言语上胜过别人来给自己赢得安全感。中共宣传弱肉强食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者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低端被别的动物捕食，而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强者才最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变成斗争关系，在斗 争中是否获胜成为人自我评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标。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把说得过别人当作自己反应敏捷，聪明才智胜过对方的表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 人强，过后心里沾沾自喜。
（2）斗的意识一脉相承
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 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 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 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 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
恃强凌弱型：
例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
例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十万，打死了给他二十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例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
妒火中烧型：
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哪？！”（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
针锋相对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贬贬人型（恶者反守为攻）：
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而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至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
例 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 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 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损人不利己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
例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
例 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 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块死。”（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又如“我不好过也让你好过不了”，“我死也不让你活着”等。
破罐子破摔型：
这种争斗性语言体现了一种极不理性的、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说这种话的人被一种“盲目地斗”的意识支配，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坚持的东西多么荒谬、错误、没有意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表现出一种极不理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例一：“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
更多例子：“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共产党统治策略的变化，人们的言谈话语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强调的是，坦白直率的语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语言乍一听也可能是不入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说话时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存心找茬、拆台、挑衅、有意无意打击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3）争斗语言的恶果
争 斗语言伤人心。中国谚语说“话能开心锁”，可是充满了斗的意识的语言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开启了人际争端，这种语言不但不能打开心锁，反而结下不 少难解的心结。2006年北京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 在另一项报告里，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语言暴力在一定时候，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暴力。因为语 言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会产生矛盾，小小问题可以闹出人命来。2005年，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 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东济宁市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一个网民的网名不合己意就与对方在网上展 开恶骂，后来对方换了一个女孩子的网名与其交谈，套出其正在上网的网吧地址，然后赶到将其一刀砍死。
争斗语言诱导人们用斗争哲学的眼光看 待问题。语言是人思维的工具，习惯性的带有斗的意识的语言诱导人们用“斗”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 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语言中斗的意识关系很大。比如，领导对下属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 下属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彼此间的争来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场合，这种斗的意识反映更为明显，后果也 更加恶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 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 回答，“他们活该”。

(大纪元插图)

被 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 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 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 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争斗性的话语习惯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讨论时使人一味追求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
争斗性的说话方式一旦开始，必然不断恶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越来越重。强烈的语言用久了，人们会觉得不够劲儿，必然去寻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语言。在这种环境中日复一日，人们必然变得更为麻木。
（4）清除斗的意识，纯净我们的语言
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
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
2．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2005 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松花江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污染，在污染物沿松花江扩散、下游急需尽早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对民 众连续隐瞒消息将近十天才承认发生灾情。然而就在当月底，黑龙江电视台用三天时间组织创作了一台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据报导，特别节目“连夜投入制 作，表演唱《清泉滚滚八方来》、相声《社区见闻》、歌曲《我想告诉你》等六个节目专门为节目创作……通过独唱、表演唱、舞蹈、相声、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 反映省委省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以人为本、情系百姓的执政能力……”
这种把灾难当作喜庆，把受灾民众作配角，中 共当作主角的创作思维习惯，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看起来都怪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种创作习惯性思维不仅体 现在文艺作品创作上，也体现在报刊、广播的新闻“创意”中。如上述污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级重点新闻网站——东北网——接续的相关报导是“中小学生利用 停水后的假期充实知识”、“哈尔滨市社区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停水期间见真情”、“武警黄金总队为老年公寓送水”、“停水日，没有一家医院的食堂减少粥和汤类 供给”、“哈尔滨道里开通专线保证残疾人生活用水”……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比没有受灾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能 力”。
在哈尔滨市停水四天后、供水恢复的第一天，黑龙江省长当众作秀喝了第一口水，新华网的记者颇有“创意”，特别描绘了普通民众创作的 诗歌称颂党，以表白赞美是百姓自发的。在报导《黑龙江省长喝第一口水，百姓作诗赞》中黑龙江省长喝水前称“不是我说话算数，是共产党说话算数，人民政府说 话算数”，一句话就点出了省长喝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个隐瞒灾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领导之下。省长喝水后马上有普通市民作诗一首点题：“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 感到格外美；党送温暖家家乐，百姓心里放光辉”。报导结尾说“挤满人的小屋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笑声，四天来松花江水污染的阴霾在阵阵欢笑声中一散而尽。” 一场关系上千万民众生命的特大污染灾难就这样“一散而尽”了。结论是民众受灾，多亏“党”的拯救帮助。
这种党文化中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种种复杂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现特点。但是就创作思维过程而言，没有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中 共公开宣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利用层层的宣传机构和组织来保证这种服务，所以，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文艺是党文化的宣传品；同时，文艺创作要求体验生活 和表现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满了党文化，体验和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在党文化中打转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本身也深受党文化思维和理论的影响，就会按照党 的要求和思想去寻找灵感；更重要的是，党控制了创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饭碗、住房、看病和前途，就会强制作者在违背意愿和良心的情况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 长期下来便成习惯。于是，从动机到内容到作者的思维，都严严实实地罩在党文化的帷幔之下，创作便离不开党了。
1）创作动机离不开“党”
就 作品创作动机而言，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出于为党歌功颂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历史和党文化“社会发展史”的影响，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把中共当作民族的 “大救星”，为中共唱赞歌，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在整个社会形成对中共及其魁首狂热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 《三家巷》、《红岩》、《洪湖赤卫队》、《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形式包括从小 说、诗歌到歌剧、电影，无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领导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和中共的“光辉形象”、对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很多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 妈”，“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更是赤裸裸肉麻至极。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文艺作品，虽然手法更精致，取材范围更宽，更加注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仍然离不开为中共抹粉的基调，如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改革文学”，“市场经济文学”，创作动机是通过描绘改革后的社会变化，间接为中共歌功颂德。改革本身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中共闭关锁国几十年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在艺术创作里它却成了证明中共伟大，掩盖历史罪责的手段。
还 有一种创作动机是为了宣传党文化思想而服务的。如“文革”年代，到处是“革命样板戏”，为的是配合文革形势，鼓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满政治宣传的 台词成为民间流行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争做时代的新闯将”、“手捧宝书满胸暖”、“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甘洒热血写春 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
与此类似，出动大批军人参与拍摄，耗资三千万美元的《英雄》则借历史主题歌颂秦始皇，鼓吹蔑视生命、独裁 专制的党文化，间接成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电影把共产党的江山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等同了起来，从而把恋权位不退，杀人维持暴政的统治者拔高到代表天 下人利益的正义位置，潜移默化地灌输观众应该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全暴君统治。
2）创作内容离不开“党”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为文艺创作定下了基调——文艺要服务于政治。中共建政以后，仍然奉行这一“文艺的指导方针”。中共还有中宣部保证其“文艺方针”的强制执行，这就使得文艺创作在内容上不可能脱离党的要求。
中 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集中了全国顶级的演员和艺术家和创作班子，全国几百家电视台转播并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节晚会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社会和艺术 创作的缩影，可称为党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现。到二十一世纪的“春晚”，干脆不许讽刺一丝一毫中共统治的黑暗，预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好日 子”，“越来越好”，“五福临门”，“万家欢乐”，“盛世大联欢”，以党国庆典取代民族欢乐，以党文化取缔传统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在处处弥漫的 浓厚政治气氛中蒸发掉了。
因为“党”严格规定了文艺作品的基调，所以人们不得不遵循这些要求、规定，否则作品会遭到封杀。
中 国各地有许多曲调优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但是民歌的内容一般以情歌为主，虽也有些是歌颂家乡山水的，但总体来讲与中共文艺要服务于政治的基调相差甚 远，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这些歌曲本来大多不在中共允许的范围之列。但这些优美的民歌被受到党文化毒害的艺术界人士或直接窃取附上为党歌功之词，或按 党文化要求改写、“再创作”而赋予政治内容，就成为谎言蒙蔽下的民众乐于传唱、中共也乐见其成的新“民歌”，如脱胎于陕北民歌的“东方红”、“翻身道 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脱胎于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脱胎于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达献给毛主 席”，源自于赫哲民歌的“乌苏里江船歌”，源自于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这些歌曲一经“再创作”，传回民间之后，便给人以一种假相，好像各族民 众都狂热地拥戴中共及其党魁，而中共又无耻地把这些附体于民族音乐上的作品吹嘘成为其“发展民族音乐”的所谓“贡献”。
2005年湖南卫 视台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全国，广受年轻人的欢迎，节目人气直接威胁到中共的龙头媒体中央电视台。于是很快这一纯娱乐性的节目开始遭到媒体的抨击， 处处都是封杀的喊声。在今年的超女大赛节目中，主办方便特地邀请了以唱党的赞歌而走红的所谓“老艺术家”与大赛冠军共唱“红色经典”歌曲“马儿，你慢些 走”、“只有山歌敬亲人”等，并请“老艺术家”指点年轻人。这种离不开党的“创意”很大程度出于对中共把持的文艺基调不得不认同的无奈。
创 作内容上离不开党的思维习惯，还体现在党否定的就得跟着否定。对神佛的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传统文化成了独裁专制的同义词；中共之前的历史人物， 必定存在“历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可以把中国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忠良等人物打入另册；十年文革的破坏，成了“四 人帮”的过错；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饥荒，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屠杀，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反而负有很大的责任；对法轮功的诽谤之词， 更是铺天盖地；与中共不一致的政党团体，很少可以不带贬义色彩；听从中共的，便是爱国；批评中共的，便是反华。这些中共否定的对象，在艺术创作中多数成为 被批判、被丑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击对像被视为创作的禁区，人们避而远之。随着偶尔 触及中共禁区（如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话题）的记者、作家纷纷被捕，许多人便自我约束。敏感话题偶有提及，也是离真实相差甚远，不足以影响中共的“光辉形 象”，不触及中共的核心原则。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作范围很广，作品很丰富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参与文艺创作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创作题 材越来越广，甚至许多人们过去不敢想像的创作主题也开始流行，如所谓“下半身写作”的性文学大行其道。这并不是因为民众创作可以完全自由、离开党了，而恰 恰是人们知道这些主题不威胁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没有顾忌的。中共允许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禁区牢牢进入人们的记忆，绕开禁区、打擦边球成为创作习惯性 思维的一部分，这其实代表了对中共制定的创作规则的服从。
3）创作思维过程离不开“党”
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
在 流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宫廷戏全是勾心斗角，官场的腐败自古都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抹杀传统观念，用 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把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人吃人”的社会，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 官场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败，欺骗中国人把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如果是发生天灾人 祸，就如本小节开始的例子，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如果是官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如《孔繁森》之类的；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最后就是党最终 维持正义；如果是政策错误，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如果是一个阴暗面，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伟光正”。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 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 切关怀”。出来什么人才，个人有什么成绩，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连一个下岗（实际上是失业）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也是 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连宗教界也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只有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 等。
因为中共腐败愈演愈烈，民众怨气无处发泄，近年来“反腐电影”很受民众欢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择》、《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其实这些 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戴手铐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样，不管它们怎样挖掘主题，怎样对历史与现实 进行思考，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有 决心改正错误；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民众苦难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淡化中共的罪责。
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 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 响。党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 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党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 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颂中共的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 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 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 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总体上讲，党通过 强制手段为保障，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党文化成为 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 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 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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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解体党文化】之八：习惯性的党文化思维(上)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

【大纪元11月8日讯】
目录：
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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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生育，夫妻是革命同志。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党文化无处不在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除了完全占据政治、经济等公共领域外，还全面介入一向被认为是百姓个人领地或隐私范畴的家庭生活。结不结婚、跟谁结婚、生几个孩子、何时才能生，党一概要管，而且是动用一切国家暴力机器来管。
夫 妻本是姻缘所致，恋爱和婚姻是人类富有浪漫色彩的永久话题，家庭更是人生航程的栖息港湾。家庭和睦，夫妻恩爱，那是人们所期望的幸福。但是，共产党却要把 阶级斗争的战场直接开进每个家庭。夫妻变成了立场分明的“革命同志”，政治斗争从工作场所延伸到下班后的厨房和卧室，造成了变异的家庭关系。
上 天造人，分为男女，是要他们阴阳互补，刚柔相济，因此男女双方在人的特性和身体能力上各有所长。而共产党却要把女人变成男人，鼓吹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 边天。这不但没有让妇女在求职就学和政治官场上的地位上升，反而把中国女人的温柔贤淑抹杀殆尽，造成了大陆社会特有的阴盛阳衰的恶劣后果。
1）控制生育
中 共有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党策”）叫“计划生育”，国际社会称其为“一胎化政策”，因为牵涉到妇女儿童权益而在世界上有很大的争议。我们暂时撇开这 些是非不说，单是这项政策出台的本身就有着很深的共产党不畏神明、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党文化因素。
无论是中国传统皇朝社会，还是纳粹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政府都不干涉主流民众的私生活，特别是有关生育这样的问题。共产党则不然。
1956 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提出了节制生育的主张，这是共产党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直接延伸，即什么都想纳入计划。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 国务会议上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都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 有计划地增长，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按照这种来源于唯物论的思想，既然生孩子的数量和炼钢织布的产量可以相提并论，都是党眼中的 “生产”，那么就像共产党搞计划经济一样，控制各种产品的生产量，共产党控制人口就不奇怪了。1957年大跃进“粮食卫星”飞上天后，毛和中共改变了看 法，“人多是好事”成为主流思想。“人多力量大”，“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鼓励中国女性生得越多越光荣，并嘉予有10个以上子女 的女性“光荣妈妈”称号。当时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写的要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被当作“资产阶级谬论”和“右派的猖狂进攻”，遭到“彻底的揭发批判”。
中共的人口政策导致了六、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的急剧增长。1981年3月6日，中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强制要求少生孩子，“计划生育”遂成为中共的基本“国策”。
中 共的“计划生育”和外国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计划”通常是得到政府补助、服务和相关谘询，由民众自愿进行。而中共的“计划生育”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提倡 （在很多单位是强制）晚婚晚育，一对夫妻只生一个（除少数例外），育龄妇女要领取生育指标才能怀孕。
“计划生育”以极端强制的措施来保障执 行。胎儿未出生时，或者说流产可行时，计生委“执法人员”强制把非计划怀孕者送至医院流产。倘使胎儿在出生后才被发现，计生委将“依法”对该家庭处以高额 罚款。在实际操作中，共产党一如既往地暴力当头，人权根本不在其考虑范围。“计划生育”执行范围广、时间长，又涉及胎儿生命，其过程异常残酷。特别是对 “超生”的农民，中共整起来更加肆无忌惮。基本足月或足月的孩子若无准生证，就不准生出活的来。即便生下来了，医生护士也必须把刚出生的无辜婴儿活活弄 死。据估计，从“计划生育”开始，至少有四千万名胎儿或刚出生的婴儿被中共杀死。
从大陆乡村的口号和标语上就能感受到森森杀气。“宁要家 破，不让国亡。”“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环，二胎扎，三胎四胎杀杀杀！”“宁 可血流成河，不准超生一个。”“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这样残忍的口号在中国到处可见，并且不是说说而已。抄家、扒房、抓人、连坐、杀婴等等已经让人 见怪不怪了。
2006年中国大陆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武汉市黄陂区蔡店村村民黄求生因家境非常贫寒，没有钱上下打点，计生办的人冲到他家 将已怀孕九个月的黄妻带到计生办手术室，给她打了一针堕胎药，当日下午黄妻将孩子生下来。然而那一针并未将胎儿致死，计生办的人见状，就逼着黄把仍活着的 婴儿丢掉。下午五时左右，一位姓刘的太婆听到街坊说，乡财政所后面的厕所里有小孩子的哭声。当过医生的刘太婆赶忙循着哭声找去，果然在男厕所的便池里发现 了该男婴，只见他除头部外全身都浸在粪便里。刘太婆急忙上前将孩子捞起，简单的清洗后，马上抱到隔壁的诊所，为孩子剪断脐带，打针消毒。一切处理妥当后， 刘太婆用包被将孩子包好，坐在门口给他喂水喝。正在这时，乡计生办的五个人出现在刘太婆家门口，其中一人不由分说一把夺过刘太婆怀中的孩子，掼在地上。当 时只听得一声闷响，孩子痛得四肢抽动，计生办的人还不罢休，又上前踢了孩子一脚。之后，这伙人将小孩拎走，走了老远还听到孩子的哭声。最后，计生办的人将 孩子放在水稻田里淹死了。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大陆，并非个别现象。
“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共无神论教育的具体表现。即使发生很大的天灾或战争，屠婴都是重大的反人类罪行，而中共“无神论”教育下的各级官员唯中共马首是瞻，毫无“人命关天”的基本道德观念，对杀害婴儿毫无负罪感。
西 方国家有个传统，遇到危险时总要把生机留给小孩和妇女。尊重弱者权利的民族，才会真正尊重所有人的权利。中共对婴儿人权的蔑视，恰恰暴露出中共根本不尊重 所有人的人权。中共对农民的压榨，对矿难的冷漠，对上访人员的无情迫害，甚至是对婴儿的杀戮，都反映出“弱肉强食”的价值观。结果就是中共人权记录的持续 恶化。
人们可能会找出种种理由说明不强制控制，中国人口膨胀该怎么办？这只是这个问题的表象，而中共决策的党文化因素才是问题的实质。共产 党头脑一热，想要人多，就鼓励多生；人多得养不活了，脑门一拍，就不惜一切手段，杀得中华大地上胎魂不散。多生和少生，看起来是两个极端，但恰恰都是中共 什么都敢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流氓霸道习性的表现。现在的人口比三十年前多了好几个亿，但是这些年中共在经济领域放松一点，少管一点，人们不是吃得更 饱，住得更宽了吗？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人口，而是中共本身。
人口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的问题，但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由政府强制实施计划生育的主要是中国。这里不是反对解决人口问题，而是反对中共为所欲为不敬神明，特别是杀人害命的做法。
中 共控制生育造成了严重后果，其表现为人口结构迅速老龄化，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面临崩溃的压力。现在的 一对夫妇在供养四位老人的同时，还要抚养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并不能绝对保证成才，如果孩子不成器，父母老了就没有依靠，而国家又没有救助机制。在中国农村 地区，一个家庭一旦生了女儿，那么在女儿出嫁而父母年老后，将无人、无力从事农业劳动，失去生活来源。
计划生育还造成中国目前的男女出生性 别比失衡。从前生了女孩，还可以接着生，直到有男孩为止。现在人们只能生一个孩子，许多人通过堕胎的方式对后代进行性别选择，为了传宗接代，香火传承，流 产女婴保男婴，结果造成男女婴儿比例严重失衡，如今达到120:100，这意味着二十年后，会有六分之一的男性（大约4000万）找不到配偶，从而给社会 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控制生育还造成了城市年轻一代极少有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们动辄成为一个个独享宠爱的小皇帝，造成了“骄娇”二气严重以及自私任性、缺乏责任感和缺乏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当这一代独生子女们成为社会的中坚时，他们的性格特点将影响整个中国社会。
其 实，正如自然界存在规律一样，人口的数量自身也存在调控的机制，正如《诗经》所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调节人口的方式有很 多。人口学和联合国统计资料都已经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会自然下降。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只要妇女受过初中教育，生育率 即会降低至2.13，从而达到人口的平衡，受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会进一步下降至1.82和1.11(以上根据1986年的统计数据，现在在进一 步下降)。
习惯于杀戮和强制政策的中共，对于堕胎兴趣盎然，而对于有根本作用的教育，却毫无兴趣，投资比例之低令人咋舌（不到GDP的 4%，在世界排名到几乎末尾，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按中共公布的资料，2006年全国的义务教育经费约需2260亿元；而中共公款吃喝仅2004年一年就 达3700亿元。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停止公款吃喝，便足以让全国适龄儿童受到免费教育；而教育程度的提高将有效减缓人口增长的压力。
本世 纪，许多国家采取了家庭计划的办法。例如印度，超过21岁法定年龄结婚者予以奖励、对生育了两个孩子后主动做绝育手术的夫妇在家庭福利和医疗保险等方面给 予照顾等等，但没有强制性措施。墨西哥、土耳其、印尼等国家也为家庭计划立法，但这些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夫妇有权自由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和间隔。
西 方国家面对低生育率，应对的措施无非是经济上提供补贴或者减税之类的鼓励，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手段控制生育。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去管每个家庭 的生育问题，更没有暴力机构去保证生育政策的实施。采取控制生育的只有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2）夫妻是革命同志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文化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工业化最发达的美国，有“家庭观念”仍被视为重要的美德。
对于人来说，家庭是一个放松的地方，夫妻之间有恩义、有信赖、有体贴。夫妻之间敞开心扉的倾诉是消解心理压力的最重要方式，也是维系人心理健康从而保持生理健康的重要途径。
《诗经》上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传统的家庭中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刚直体贴，为妻儿遮风挡雨；女人温柔贤惠，主管家政，是丈夫的贤内助。夫妻如琴瑟一样相互和谐，两情相悦。婚姻的美满重在互相宽容、能体谅对方，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就是这种状态的写照。
中 共党文化不光变异了人们的婚姻礼仪，管制人们的生育，同时也重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中共批判传统文化，把传统的人伦关系称为封建落后的糟粕，把家庭中 的温情与人性贬低成小资产阶级的人性，是党性和革命性不够的表现，由此架空夫妻之间的人伦关系。人性被抽离掉之后，党还要灌输党性，鼓吹夫妻是“革命同 志”，不承认夫妻之间的感情和伦理。夫妻“同心”要同党的心，“同志”要同党的志。夫妻间的信赖绝不能超过对党的信赖；夫妻之间的恩义绝不能高于对党的忠 心。
家庭生活是婚姻的目的，中共恰恰相反，男女结合并非为了组织家庭，而是为了党，成为党的一个单元，是党搞革命的手段和工具，于是夫妻便 成了“革命同志”。中共承认的十位“女革命家”之一、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她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写到自己的婚姻观：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夫妻生活是 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家 庭、亲情人伦乃天经地义，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与人的正常交往构成了人类社会。人类也因为有夫妻的家庭形式，才能在理性和道义的约束下繁衍和发展。 然而，共产党用“革命同志”间的利益关系，取代夫妻间的人伦关系，从根本上变异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
正如本书第六章《习惯了的党话》 所分析的那样，夫妻之间称呼“同志”，是让夫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记得自己的“在教身份”，使中共邪教的阴影凌驾在家庭之上。首先是“同志”，然后才是夫 妻。若一方被中共划为敌人，则不属于“同志”之列，因此而必须划清界线，抛弃配偶，靠拢党组织。将夫妻等同于“革命同志”，打破了夫妻间的传统亲情，破坏 了夫妻的恩义与信赖，人们连枕边人都无法相信。一旦“革命同志”的关系被打破，夫妻之间的伦理也不起作用，直接造成了文革期间和各次政治运动中夫妻相互揭 发检举，毫无人性可言。
对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常常是最亲近的人，因为对方知道你几乎一切的优点、缺点和弱点。一旦被最信赖的人伤害，人很可能会觉得天下滔滔，无处可以容身，人海茫茫，无人可以再信，进而怀疑一切。这正是共产党所需要的。
“文革”结束后，革命的因素渐渐淡出，这种“革命同志”关系演变成了生活中的“同志关系”，只为了具体的目的和利益而维持家庭，夫妻之间情感的交流和相互体贴非常欠缺，家庭生活变得单调沉闷。很多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夫妻甚至不知道今后要干什么。
3）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
俗话说男女有别，而在党文化多年的影响下，提起女性，很多人自然地回想起“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的话来。然而，男女本来就是不同的。
中 国传统文化讲究阴阳平衡，其实是讲了一个万事万物相互协调的规律，其中包括男女。男为阳，女为阴，男子的特性是刚直，女子的特性是娇柔。二者刚柔相济，和 谐共生，而不是恃强凌弱。中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中提倡的是夫妻之间恩爱为重，男主外，要承担家庭责任，要养家糊口，爱护自己的妻子，为她的终身负责；女主 内，要上敬公婆、相夫教子，要疼爱自己的丈夫。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在古代中国社会里，家庭和家族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古人的人生理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遵循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平天下”不过是把“齐家”之道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在家庭关系中，“夫妇”关系又是最重要的一个 方面。《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直接破坏了家庭的平衡与和谐，是中共颠覆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 步骤。
在传统社会里，女性虽然在政治、经济、科研、军事等方面没有做出突出的成就，但在教育子女、维系道德和维系正常的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母亲将慈爱根植于孩子幼小的心灵，待孩子长成后才会把这种爱心传递给社会。像“孟母三迁”和“岳母刺字”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 耳熟能详。如果没有深明大义的岳母的教导，也许就没有后来岳飞“尽忠报国”的壮举。
中共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强行改变女性传统 的贤妻良母的角色，让女人和男人一样冲锋陷阵，去干自己难以胜任的工作。另一方面，照顾老人、教育子女的担子无人承担或无法承担好，对孩子的教育完全依赖 上一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学校和社会，因此而造成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
鼓吹“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是中共进行全民斗争的需 要。因为传统女性很少介入社会活动，这样一来，中共能操控的人就少了一半。中共宣传自己“解放”了妇女，实质是要鼓动女性参加所谓的革命活动，把从前温柔 贤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组成“铁姑娘队”和“红色娘子军”，把全社会都卷入中共的造反运动中。
“男女都一样”表面上好像提高了女性的地位，殊不知这样的观念是建立在对党文化的认同上。这种全然不顾女人生理上的不同而强迫她们做很多力不胜任的工作，用对男人的标准来要求女人，实际对女人是不公平的，是党文化下对女性真正的奴役。
孔 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恰恰是每个人不同的特点构成了一个多彩的社会。每个人各有所长，互相尊重，平等相待。而在中共那里，要“统一思想”，把社会变成一 元化的社会。对于男女这种天地生成的不同，中共则灌输“弱肉强食”的丛林思想，让女人觉得如果比男人弱就会被牺牲掉，就会被压迫。而女人如果想保护自己， 就必须强悍起来。
女人弃柔从刚，等于放弃自己的长处，而以自己的短处去与男人的长处争强，于是失去自己很多本色的东西。女人除学习工作外、又得做好贤妻、又要繁衍后代、还得为自己要不要作良母挣扎，又得当男子闯关夺将，又得做女儿描红绣朵。中国女人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压力，感到做女人累。
“男 女都一样”的观念导致了中华大地阴盛阳衰的现象。这种党文化造就的女性形象就是刘胡兰、李铁梅、江姐、阿庆嫂……等等，她们个个杏眼圆睁，走起路来虎虎生 风，讲起话来气壮声粗。中国古代女人温情的一面被人为的抛弃了。这一点，很多女性自己也从书报、影视上发现了，日本、韩国、台湾的女人更会打扮，更有女人 味。党文化指导下的女人在男性化过程中失去了温柔的特性，变得粗暴蛮横，强调女性实现人生价值的核心就是战胜男人的激进观念，造就了当今许多失去女性特质 的女孩子，也造成了今天男女之间的恶性竞争、婚姻家庭关系的紧张。
人们在被党文化变异了的婚姻和家庭中很难得到有精神上的归宿感。女人要去 顶半边天，做男人要做的事，势必使女人也变得像男人一样强悍。家里谁也不服谁，互相间的争强斗胜使家庭失去温馨。男人抱怨女人没有女人味，女人也恨自己的 男人不刚强，窝窝囊囊。被女人压制的男人，不再可能顶天立地，拥有男子汉的尊严，变成了“妻管严”。很多男人在家里无法实现男人的尊严，就去家庭之外寻找 女人对男人的顺从和尊重，结果造成了更多的矛盾，人们更加淡漠对婚姻的责任感。现代中国社会的高离婚率和各种婚外情的泛滥，与家庭受到党文化破坏有很大的 关联。
“男女都一样”还表现在女性的着装上。毛曾赋诗说，“不爱红装爱武装”。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更是女人的天性。中国女人到底爱什么 怎么能由共产党的男性党魁说了算呢？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女人只能穿三种颜色：蓝、黑、灰，服装样式也限于列宁装、绿军装几种。一旦有人敢于穿带点 花样的衣服，轻则受批评，重则被批判。共产党曾经专门派人把女人高跟鞋的跟砍断、把好布料做的裤子用剪刀剪开。外国人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女人的无性化装 束，着实吓了一跳，还以为中国穷到女人连裙子也穿不起，只好把丈夫的衣裤穿到大街上。
现在人们的衣服虽然花样多了起来，可是党文化灌输的观念还在顽固地发挥著作用。和其它国家的人相比，中国女人着装不得体，说话粗声大气，不够善解人意，行为也常常显得无礼。娇柔、优雅、端庄、细腻、体贴等女性美的体现，被共产党破坏得所剩无几了。
5．抗旱、抗洪、战天斗地，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1）抗旱、抗洪、战天斗地
提 到自然灾害，我们脑海里会自动跳出抗旱、抗洪这样的字眼，浮现出排人墙、堵堤坝、人在堤在、严防死守等场景。共产党对自然的态度是：“与天斗，与地斗”。 在党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相信，对于自然灾害的处理，一定要用这种对抗的办法才行得通。“改造自然”、“战天斗地”被解释成英雄气概。然而以血肉之躯 与洪魔做殊死搏斗，堵来堵去，险情还是接连不断，洪水还是冲决了大堤，人在大自然面前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对待自然灾害，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和都江堰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很好的启示。
大禹治水的故事，我们都十分熟悉。禹的父亲鲧治水采用“堵”的办法，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大禹采取“疏导”的方法治水，逢山开山，遇坡筑堤，疏通水道，依据水的流势加以引导，最终使其归海。
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水坝”，堪称人类文化精华。川西平原因为有了都江堰，变水患为水利，才成了肥沃富饶的著名 “天府之国”。最为神奇的是，绵绵2200多年，它一直滋润着川西平原，迄今依然不倦地哺育着天府之国。在全世界还没有另外一个工程有如此之长的生命。
都 江堰包括岷江中间的一条鱼嘴分水浅堤，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这条堤并不是去挡住洪水，而是在河当中，把洪水自动按四六分成，洪水季节外江六成，内江四 成，而在枯水季节内江六成外江四成。分入内江的水进“宝瓶口”向东灌溉川西平原。为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 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内江水位过高，洪水经平水槽漫过飞沙堰入外江，保障内江灌区免遭水淹。过飞沙堰流入外江的水流的漩涡作用保证泥沙不在宝瓶口前后 沉积。整个都江堰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顺应自然和“天人合一”的思想，不和自然对抗，而是巧借自然之力以用其妙，化害为利，与自然和谐共处。
现代西方国家采用分蓄洪区减轻洪水危害，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小，防洪的成本最低，也是暗合因势利导之妙。而对普通居民，标准的防洪措施是离开家，事先买保险，家里东西采取保护措施，尽量减少损失，而不是像中共那样顶着大自然硬干，逆天行事。
此外，中国古人认为到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警告，警示当政者及百姓，如不悔改，更大的灾祸就会到来。商汤登上王位的时候，天下大旱，于是汤王在桑林设坛向上天祷告，检讨自己的行为，灾情因此而得到缓解。这就是历史典故“汤祷桑林”的由来。
不 论是大禹治水，都江堰，还是商汤桑林祈雨，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天灾的态度：因势利导与修德禳解，顺应天理和自然规律。而中共信奉无神论，一直进行自我 神化和造神，以“伟、光、正”自诩，当然不会把自然灾害当成对其暴政的警告，更不会从而改过迁善。而中共常用的治国手段又深受斗争思想的指导，因此习惯于 对自然灾害进行对抗。
另一方面，受唯物论影响，中共只在意自然界可以带来的看得见的经济或者农业利益，而忽视客观和最基本的生态规律，只把 自然当做可以改造和利用的对象。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很喜欢搞“大工程”，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折腾。为了在人们面前扮演无所不能的角色和展示“敢叫 日月换新天”的胆量，中共愚昧地“围湖造田”、“焚林造田”、“辟草造田”，给中国人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生态灾难。
举长江为例。中国自 古有河患而无江患，是指黄河经常泛滥成灾，而长江则鲜少水患。这是因为长江上游的原始森林大约有4000亿立方米的蓄水能力，而中共夺取政权后滥砍滥伐原 始森林，造成蓄水能力锐减至1000亿立方米， 3000亿立方米蓄水能力被中共破坏，相当于10个三峡工程（三峡蓄水能力不过300亿立方米）。而中共围湖造田，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在50年时间失去湖泊 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治理水患完全可以通过植树造林，涵养水土和放弃“围湖造田”这种人工破坏的方式来实现，而中共党 文化词典中恰恰没有的就是“顺应自然”。
中共在内蒙辟草造田，上千年形成的植被一火焚之，然后撒上种子种庄稼。开始的三年由于土壤覆盖着有 上千年积累的腐殖质层，不用施肥即可获得大丰收。然而甜头也仅三年而已，庄稼没有固定水土功能，大风吹起加上雨水冲刷，土地迅速沙化。大片大片的千年草 原，三年垦殖即毁坏殆尽，留给子孙不可逆转的大片大片沙漠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
中共新疆兵团为了在盐碱地种庄稼，耗费每亩数千立方米的水 “淹灌洗盐”，即把土地用水反复浸泡，土壤含水量饱和后，下渗的水将耕种层中的盐碱带到土壤深层。两三年后，地下水位上升，将盐碱带回地面，耕地无法再 用，原本的植被被铲除，只留下一片沙漠。仅50年代，中共用这种办法就制造了200万亩沙漠。塔里木河水位下降、最终断流，使原本沿河灌溉的绿洲也荒漠 化，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生态灾难。
不仅如此，更有用中共培养出的所谓“科学家”提出用原子弹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的口子，让印度洋上的暖湿气流经尼泊尔吹进青藏高原的疯狂想法，其根源也是“战天斗地”。
在 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人们为了经济利益或政治目的，无节制地破坏自然环境，造成了今日中国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对于抗洪、抗旱，很多人习惯于看事情 发生时的轰轰烈烈，却忽略了造成自然灾害的原因。实际上，造成中国目前各种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正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思维。
2）党指向哪就打向哪，有阶级斗争观念
经 过长期的党文化灌输，人们在生活中“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人人都有阶级斗争观念。具体表现在，党一旦对哪个人群“定了性”，甚至稍作暗示，整个社会或主动 参与迫害，或歧视、疏远被党定为“异己”的人群，或对于被打击的受害者保持戒惧和冷漠，而民众的言论和行为，又进一步成为中共宣扬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 支持”的依据。
有人觉得如今中共并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们的思想都集中在经商、捞钱，大都政治意识淡漠，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还有一些人，自认为久经政治风雨历练，早已看破党文化的实质，厌倦了中共的政治运动，并不受其影响。
实 际上，中共几十年来发动的残酷整人斗争，波及每一个社会成员。以无神论和斗争思想为基础的党文化结合这种遍及社会、每隔几年重复一次的斗争形式，几乎渗透 到全社会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人们或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跟随中共去作恶，或为了生存与利益而主动跟随中共去整人，或出于无奈而对中共的运动不置可否，或 由于厌倦而不愿了解有关事实，其实都是在直接或间接配合中共加强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控制，都是在党文化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随着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 杀。
因为受骗、冲动盲目而跟从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这种情形，今天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们都比较熟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鼓吹的“人间天堂”梦幻仍然被许多人所憧憬，加上中共一贯以谎言宣传马恩列毛的伟大，人们出于冲动和受骗在中共的号召下做出许多匪夷所思的举动。
如中共号召搞人民公社，人人都热血沸腾，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几个月的时间，人民公社的浪潮淹没了农村。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口粮无偿上交给食堂。没几年，就出现饿殍遍野的惨象。
中 共搞大炼钢铁，全国上下就得以此为首要任务，都搞土法炼钢，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几百万吨什么用也没有的土钢废铁。同时 很多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有人估计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 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则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中共提出除四害，于是连鸟雀都成了“战斗”的对象。男女老少挥舞扫帚，敲打锅碗，喊声震天，工厂鸣汽笛、汽车鸣喇叭，使众麻雀惊飞，无地可落，最后吓死累死。麻雀大减，害虫却大增，造成农作物大歉收，饥荒严重。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大纪元插图)

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于是很多人便热血沸腾，数百万城镇大中学毕业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到农村和边疆“战天斗地”，继续掀起“革命”新高潮去了（实际上是接受变相劳动改造）。
“文 革”时中共鼓吹破“四旧”，很快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就成了打砸对象。无数文物被付之一炬。连名人祖坟，死人尸骨也是“革命”斗争的目 标。孔子、王羲之、岳飞、海瑞、张居正、袁崇焕、蒲松龄……凡是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只要能找着，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中被掘了坟。

(大纪元插图)

(大纪元插图)

中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屋前屋后的蔬菜瓜果、家禽牲畜很快就被割走了。有些农民人为解决生活困难偷偷拿出些鸡蛋换日用品，马上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检举揭发。
这些造成疯狂的破坏力和荒唐行为的事，跟“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盲目斗争心态是紧密联系的。
为了生存或利益而跟随中共“指向哪就打向哪”
有 三种典型情况。先说第一种。各级政府、司法、执法、监督机构的官员、基层职员是执行中共“政策”的工具。中共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强迫他们就范，跟随中 共作恶。一方面中共层层下达了硬性指标，完不成就要丢乌纱帽、丢饭碗，另一方面中共又采取或明或暗的奖励措施，用物质手段奖励那些违背良心追随中共作恶 者。中国人十几年来到处都在骂贪官、骂腐败，但是中共有决心和力量打压异己人士、民间信仰，有能力封锁媒体、互联网，就是不能根治腐败，原因就是中共需要 给各级官员以贪腐的机会，通过这种隐性的奖励，鼓励他们听随中共的指挥棒打压异己、巩固政权。有很多民众对于警察、城管人员横行霸道、为非作歹都很气愤， 查一下互联网可以发现网民对他们几乎没有好评。原因就是中共希望给这些基层人员以非法手段“创收”的机会，鼓励他们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在必要的时候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
比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开始时有大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中共把各地上访人数作为衡量当地“治安状况”的指 标，造成各地官员、警察不遗余力地抓捕“上访者”、以体罚、酷刑和罚款强迫法轮功学员保证不再上访。各单位也是如此，常常是一人上访，全单位扣除奖金等 等，用牵连措施迫使人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仇视法轮功学员。
此外中共把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转化比率作为各级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的政绩指标， 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在这些机构遭受酷刑折磨甚至被虐杀。很多官员、警察就告诉被酷刑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也是没办法，不然要丢饭碗”。各地610办公 室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的罚款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 2001年以后许多劳教所、监狱和医院勾结，残忍地进行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这都是中共给“第一线”忠实执行迫害政策者的隐性奖励。

(大纪元插图)

另 一方面，因为中共全面掌控社会资源，人们的生计已经和是否听从党的指挥棒紧密相联系了，观察风向保证自己不要闯到党禁忌的方向，也成了人们的另一种生活经 验。比如中共的媒体、各级官员遇到关系到百姓生命的大事，如禽流感、SARS、松花江污染事件……在“党中央”的态度明朗之前，一律闭口沉默、封锁消息。 本来发现疫情要尽早采取隔离措施、通知民众防范传染，发现污染要早通知下游受到影响的地区采取补救措施，这都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只要有良心就能做到 的。但中共的媒体、官员在这种关键时刻生怕自己说错话，跟党中央不一致而丢了饭碗、乌纱帽，所以宁可违背良心也要跟随中共的指挥。
“党指向 哪就打向哪”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当“党”的喜恶并无可操作的明确标准时，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宁左勿右”，表现得比党的表面要求更过分。比如中共并没有在明 确规定在互联网站点上含有哪些词的文章要封杀，但许多网站版主出于自保往往划定很大的封杀范围，比如含有“自由”、“台湾”、“独立”等词语的文章、对话 完全有可能是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但很多网站把这些词语都列为封杀的关键词。
第二种，利用公开“批斗大会”等挑动民众的“革命热情”，在大 家一哄而上的狂热气氛中，虽然很多民众明知被批判的对象是乡里、街坊的好人，但人们为了自保而努力表现出立场坚定，主动参与“批斗、揭发”。比如中共夺权 不久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就经常采用“群众批判大会”，由党定性，然后挑动民众起来“控诉”，接着就随意处死。往往只要当地中共“领 导”点头，下面的民众呼应说“该杀”，就格杀勿论。在群情激昂中，没有人敢对“地主”、“反革命分子”表示同情。
第三种，中共在运动中先打 压一批所谓“罪大恶极”者造成恐怖气氛，然后迫使每个人自我“坦白”、“检讨”，宣布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政策，再充分利用 人们希望早日过关的心理，使人们出于自保或投机而揭发陷害他人。这就使得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扭曲人性，“检举、揭发”亲人、朋友、同事，表明自己的立场 是站在“党的一边”的。如中共早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52年发动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等都是采取这种手法，迫使人们为了“过关”而互相揭 发；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是采取了分配右派指标到各单位，强迫大家“揭发”同事。
自以为“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其实还是“指向哪就打向哪”
经 过几十年运动，人们的思想变得更为复杂。相信共产主义的几乎没有了，对党魁的狂热个人崇拜也绝迹了，共产党的假恶斗很多人也看透了。现在共产党发动政治运 动时，面对的百姓同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已经不愿卷入共产党的那些政治斗争去了，除了少数心怀不轨想捞取政治资本的坏人，大部份群众在这些运动中不 再会积极主动地跳出来，而是觉得自己很超然了。这种“超然”，就是不去探究事情中的细节和对错，也不愿去听取别人的申辩和了解有关事实，事不关己高高挂 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这是一种间接的“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表现，在党文化中，恰恰因为人们不信任党，讨厌党、讨厌政治，反而造成“党指向哪就打向哪”的荒唐事。
一 方面，中共希望那些不愿卷入的人作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打个比方，当一伙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 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而受害者出于绝望也可能就不会激烈反抗。如有人觉得中共对异议人士、民间维权 人士、民间信仰的镇压等等与己无关，甚至把放弃个人的良知、道德责任当作一种不介入政治的“清高”，让中共对民间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
另一 方面，在党文化中实际上很难真正地“超然”。共产党绝不会允许真正的“超然”。你总得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上网站吧？诺大的国家，都是它的宣传声音， 不可能不往你耳朵里灌。单位、学校、乡村和街道委员会也都是传达党的声音的通道。人们天天泡在政治中，不知不觉地，以为自己“不参与政治”的人们早已个个 都成“政治家”了。这时，如果不反抗中共从而解脱中共的政治，而是消极配合中共，那其实就是在十足地展现自己的“政治面貌”了，哪里还有“超然”可言？
共 产党的攻势一来，觉得自己“超然”的人们，是这样表现自己的“超然”的：党说表态，就去表态，党说签字，就去签字，党说谁谁不好，就跟着说不好，党说不要 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说跟谁决裂，就去跟谁决裂；党把谁定了性，就不敢和谁接触，甚至宁可听凭中共的谎言灌输而不敢了解受害者的真实情况。“超然”超在 不跟党“斗”，“超然”超在“党说干啥，就干啥”，“超然”超在“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这种“超然”，不过是“政治化的超然”或者说是“超然的政治化”， 是参与中共政治的另一种形式而已。其实，这就是在历史上沉淀下来的各种党文化因素在新时期的综合表现。
可能有人认为自己正是对政治反感，早 已是“党指向哪”就“不打向哪”了，怎么反而成了“打向哪”？事实就是这样啊。人们现在觉得文化大革命是多么可笑，琢磨着自己今天可别那么傻了，那么政治 化了，可别参与什么派系了。人们认为正是人们政治上的激情被共产党利用而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现在人们对政治的反感和冷淡应该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 的荒唐事了。可是，大家看看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迫害，人人都体会到是文革再现，而且其宣传诽谤造谣煽动仇恨的攻势藉助今天现代化的媒体工具比文革更是过之 而无不及。如果说过去的运动藉助了人们盲目的政治热情，而中共今天的政治运动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正是靠了人们对政治的反感、恐惧和“明哲保身”的所谓超然态 度。造成的后果都是“党指向哪就打向哪”，让中共虐杀迫害民众的行径得逞。更可怕的是，由于今天人们的所谓“超然”和对政治的所谓“不关心”，使得中共的 迫害能够更轻易地得手，更惨烈地展开，特别是当中共把迫害从地上转向地下时，在背地里更是使尽了阴毒的手段。

(大纪元插图)

中共的政治就像高速行驶的火车，你只要坐在里面，你就是火车的一部份，不管你动还是不动，是主动地动还是被动地动。“超然”不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人们都跳出中共的党文化怪圈，不配合中共的政治迫害，退出中共，解体中共，才能从源头上杜绝文革的再现。
阶级斗争观念的作用与表现
“党指向哪就打向哪”，那个“打”字有讲究，那是中共阶级斗争思维活生生的写照。“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严冬般冷酷”，“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好像不打不斗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
共 产党自创立之初就建立了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宣言》称“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其后这一理论又被马恩列毛等发展。中共 在夺取统治权之前需要鼓吹阶级斗争理论，因为这是其推翻当时合法政府的唯一理由；中共建政之后，不断开展阶级斗争是其巩固统治、杀戮异己的手段。所谓阶级 斗争理论成为了党文化的基石之一。
斗争哲学造成了一种全社会随时随刻都可以调动起来的准军事化心态，所以不管是哪一次大的运动，其动员速度 都是惊人的。除了军队被塑造成指哪打哪的工具外，各个工作领域都被中共称为“战线”，当然也是军事化管理，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只要中共指出一个目标或一个 方向，很多人就会立刻附和，一哄而上。在人们日常的生活中，人们常常会看到、听到经济活动被称为“××战役”、科研上“打一场攻坚战”、职位调动叫做“赶 赴新战场”，什么都带有“打”、“斗”、硬干的心态。不但在前面提到的“抗洪、抗旱”等对待自然灾害的问题上采取封堵和斗争的办法，在对待所有社会问题和 矛盾上，中共的思路都是“斗争”和“强迫”。任何社会矛盾只要一露头，中共便用暴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日常生活中尚且如此，在中共真正进行阶级斗争，整 人、迫害人的时候，表现就更变本加厉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共所谓的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阶级”之间的斗争。比如“历史反革命”、“右 派”、“走资派”等等“阶级敌人”在被批斗之前，就早已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共产党仍然把他们列为阶级敌人，理由是，他们的思想、立场仍然站在“无产 阶级的对立面”。所以“阶级”的划分依据，实际上是人们的思想。思想不被中共认同的，一概被划为阶级敌人加以清除。
早年因为占有生产资料而 被批斗的“资本家”，如今被称作“企业家”，只要其思想、立场被中共认同，就可以被划为“无产阶级”，加入所谓“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成为中共党员；一无 所有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则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如果敢于上访喊冤、表达不满，说了中共不喜欢听的话，则可以用武力镇压这些真正的“无产阶级”。
在 今天的社会中，“阶级斗争”意识的外延更广泛，表现更复杂，但其实质都是按某种标准把社会成员分类，对于不属于自己的异类加以打击。这种深入生活的“阶级 斗争”意识的具体表现有：强制别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不尊重他人；攻击、贬低、抹黑别人，直接打击对方的心灵、名誉和人格；不讲道理，不好好说话；跟人 吵、骂、斗；善于使用权力、利益、生活条件、人的感情或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和渠道，用各种办法给别人施加压力、把对方镇压倒、弄服。解决生活中、社会中的 问题也很少考虑他人，从积极的、建设性的、把事情办好的方面出发，常用的是斗争、带有破坏性的一套负面手法。
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工作、家 庭状况、财富多寡、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不同，人类社会从古到今都存在着差异甚至矛盾。而共产党把这些差异的原因归结为阶级，推行用斗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些 差异和矛盾，使得中国人看问题简单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而忽略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本来是复杂的，不存在完全的对立或者完全的一致，人 与人之间的合作或者认同也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矛盾或者没有不同见解的基础上。解决具体问题的方式，也遗忘了为人着想，倾听他人意见，谦逊等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西方的团队精神，包容化和多元化也无从谈起。稍微有不合或者差异，自然而然的就用斗争的手段解决问题。中国人的内耗内斗现象每个人都深有体会，阶级斗 争的观念从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如果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发动的政治运动中，民众尚需动员、威逼、利诱之后才能参与，那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 随着人们的恐惧心在运动中逐步增长，随着中共灌输斗争思想、宣传“党的伟大”，跟随中共的指挥棒起舞、冲杀就逐渐开始融入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成为日常思 维、行动的自然状态了。
结语
政治只是正常社会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党文化入侵以后，中国人 的私人生活被强行拖入政治。我们的传统节日被废除或者被纂改了内涵，我们被迫过党安排的节日，把党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当作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纪念庆典。婚 姻大事要党操办，年轻人结婚时既无拜天地父母的仪式，也不表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却要感谢党，向党表忠心。
我们讨论抗洪抗旱、控制生育问题 时，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中共没有科学决策，而是中共不可能科学决策。中共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不是科学决策，而是“斗争哲学”。“抗洪抗旱，战天斗地”反映 了对自然的态度就是斗争。人口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投资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而中共偏偏放弃一切人道和温和的做法通过杀人和强制来控制生育。宣传“男女 都一样，女人半边天”，则是鼓动女子与男人争强，背后仍然是一个“斗”字。“党指向哪就打向哪”，一个“打”字也反映了“斗争”思想。
经过 中共灌输党文化中斗争思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之后，中国人在生活中习惯用斗的思想来解决具体问题。遇到矛盾的时候，想到的不是“有话好好说”， “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用强制、杀人、群众运动等斗争的手段。遇到与自然界相关的问题，想到的不是顺应自然，而是硬着脖子逆天而行。
深挖“斗争哲学”的根源，则与中共的无神论与唯物论的宣传有很大关系。正因为无神，所以不会敬畏天地，不会“仁者爱人”。这是斗争思想得以推广的原因。
只有剥离党文化，我们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原文地址：【解体党文化】之七：生活中的党文化（下）